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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前世今生

银鹤道长来自: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德昌县 时间:2018-07-25 11:30 影响: 41人
C大调第七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C大调第七交响曲),C大调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

或许你不懂《列宁格勒交响曲》,但是中国抗战电影中“鬼子进村”的那段旋律,几乎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旋律改编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最初是描写德国鬼子入侵的。 最近,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正准备以各种艺术形式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9月2日,上海歌剧院乐队将在张国勇指挥下,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个作品,张国勇将邀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芭蕾舞团的编导专门为作品编舞。 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诞生于被德寇围困900天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围绕这部作品,留下了许多故事。

近日,记者在圣彼得堡,通过当地华人范建祥先生的协助,在当年演出《列宁格勒交响曲》的演奏大厅,采访了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协会主席萨列金斯基。 “不是胜利的乐章但是不屈的乐章”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苏联北方重镇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 据萨列金斯基介绍,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900天中,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之多。 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那时,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前线节节败退,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萨列金斯基说,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部作品不是胜利的乐章,但是不屈的乐章。 当时,肖斯塔科维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我已经完成了新交响乐作品的第二部分。如果它受到欢迎,我将继续创作第三、第四部分。只有到那时,才可以将这部作品冠以《第七交响曲》之名。之所以告诉大家,是希望此刻坐在收音机前聆听我讲话的列宁格勒人树立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城市一切如常,我们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第七交响曲》总谱上,有多处BT的字样,那是俄语“空袭”的缩写。萨列金斯基说,空袭警报响起时,每个人都必须进入防空洞,作曲家也不例外,因此极有可能在创作中断的地方留下了记号。 肖斯塔科维奇不但在作曲家的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他还是一名尽心尽职的民兵。

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在封面刊发过一张他戴着消防头盔的照片,作为苏联人民抵抗法西斯强盗入侵的一个象征。一位美国企业家看这张照片以后表示,如果苏联缺少专业的消防队员,他可以提供,希望能把作曲家换下来。 萨列金斯基对记者说,肖斯塔科维奇曾要求参军,都没有被批准,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根本无法瞄准射击。他当上民兵后,经常在音乐学院楼顶巡逻,清除德寇扔下的燃烧弹。消防头盔是摄影师拍照时要他戴上的,作曲家本人对这张照片并不喜欢。 萨列金斯基说,当时,除了斯大林仍坚守在莫斯科之外,苏联大部分政府机构都已迁往大后方古比雪夫。政府为了保护这位天才的作曲家,要求他也离开列宁格勒。于是肖斯塔科维奇与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孩子去了后方。

在古比雪夫,作曲家最后完成了作品,并成功地举行了首演。 飞行员冒死送乐谱指挥部前线调乐手 围困中的列宁格勒,音乐并没有消失。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仍通过电台传向四方,以至于德军在炮兵地图上居然将音乐厅与电台一起标为必须摧毁的目标。 这时电台乐团已有多名乐手牺牲在战场,剩下的也大都营养不良。指挥埃利阿斯贝格本人骨瘦如柴,躺卧病榻。 但是电台中播出由萨马舒特执棒、大剧院交响乐团在古比雪夫演奏的《第七交响曲》后,列宁格勒的音乐家们心潮澎湃,他们决心要在家乡上演这首曲子。于是,他们给肖斯塔科维奇发了电报,请他将乐谱寄来。

1942年初春,一架运输机趁着恶劣的天气穿越德军防线,降落在列宁格勒。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列宁格勒交响曲》四大本总谱送到了被围困的城市中。 乐谱送到了。但是乐手到哪里才能找到? 电台向全城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活着的乐手前往登记,但总共也只有28人。其中,只有一个人是自己走来的,其余人都是被搀扶着赶来。一位长笛手是被雪橇送过来的,因为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人数还不够怎么办?前方指挥部决定从前线调乐手。 萨列金斯基说,筹备与招摹工作进行了足足4个月。乐手报到后首先向他们提供饭食,然后为他们看病。尽管这样,第一次排练只进行了15分钟。 演出由列宁格勒广播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卡尔-埃利阿斯贝格事后回忆当年演出时说:“1942年8月9日,这是个盛大的节日,音乐厅里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听众都是市里知识界的精英:作家、画家、学者,还有许多军人,不少是从前线直接赶过来的。乐手的穿着千奇百怪:有穿西服的,有穿军服的。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久违的开场铃声……” 演出持续了80分钟。前线的炮兵战士在演出前重挫了敌军火力,保证了当晚演出的安静。萨列金斯基说,《列宁格勒交响曲》通过电波也传到了德军阵地,显示了苏联军民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 他说,遗憾的是这场演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战后,列宁格勒每年的1月27日(突围日)与5月9日(胜利日)都要上演肖氏的这部作品。 记者采访时,演奏厅内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正在排练。萨列金斯基说,这个乐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列宁格勒广播交响乐团。乐团当年的老乐手年年都在减少,直到去年还有一人活在世上。 5月7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这个乐团专程赴联合国会议厅演奏了《列宁格勒交响曲》,许多苏联老兵随同前往,演出轰动一时。不久,乐团还将出国演出肖氏的这部作品。 记者采访所在地正是当年演出的大厅,现已命名为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协会演奏大厅,位于涅瓦大街旁的俄罗斯博物馆前面。音乐会战后再举行乐池里见物不见人 在离开上海前,记者专程拜访了上海歌剧院院长、指挥家张国勇。在张国勇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油画,油画中的两位老人,一位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位是他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时的老师,指挥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张国勇说,他的老师是肖氏好朋友,也是肖氏作品的权威诠释者。

谈到《列宁格勒交响曲》,张国勇说,当时,的确有许多乐手是从前线战壕中被直接召来的。演出后,这些乐手背上武器又回到前线。卫国战争胜利后,列宁格勒又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许多乐手已经牺牲。乐池中的空座上,放着这些乐手生前用过的乐器、乐谱或衣物。 他补充了一个情节,当时列宁格勒人还将作品总谱拍成缩微胶卷,转送到美国,后来由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哥伦比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作品,交响曲通过无线电波传向了全世界。“回忆录”歪曲历史《交响曲》处处悲壮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关于《列宁格勒交响曲》有了另一种说法。一个名叫伏尔科夫的人在他所著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称:《列宁格勒交响曲》是反斯大林的。 为了证明肖氏这部作品是所谓反斯大林的,论者不惜将交响曲开始创作的时间挪到战争之前。

中央音乐学院专门研究苏联音乐史的黄晓和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歪曲了历史。 黄晓和说,他专门研究过这部作品的总谱,作品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中谱写的,完成于古比雪夫。总谱上不但有多处BT,而且每个乐章间还标有时间。 黄晓和说,肖氏在战争中的表现是积极的,他两次报名参军,但都因身体不合格,未能如愿。后来政府将一些社会精英转移到后方时,他不想离开前线,转移到莫斯科以后还想着回前线。

黄晓和还对作品作了分析,从交响曲先后呈现的“战前和平”“法西斯入侵”“战胜法西斯”“悲壮的葬礼”等主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作品的反法西斯的性质。 此外,反法西斯的主题还可以从这部作品中的“入侵旋律”得到印证。莫斯科音乐学院一位教授曾经对这一旋律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这是肖斯塔科维奇从德国普鲁士一支古老的军队进行曲中找到的启发:干巴巴的、机械化的节奏塑造了一种反人性的侵略形象。 这一组形象鲜明的德寇“入侵旋律”,后来被改成了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鬼子进村”的音乐。这一点,黄晓和与张国勇都表示认同。 萨列金斯基说,他的父亲曾担任演奏大厅的艺术总监,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挚友,也是肖氏夫妇的婚姻介绍人。父亲离世时,肖斯塔科维奇专门为他写了一部作品,还倾力资助他们母子。说到这里,萨列金斯基的眼圈红了。

初读丹尼列维奇的《肖斯塔科维奇传》基本是官方的文本,肖斯塔科维奇历经千险在西方出版的自传《见证》九十年代在中国也只是内部出版,等我日后读到了公开出版的自传才被深深震撼。这位杰出的音乐家一生都在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暴政下战战兢兢地如蝼蚁般生存,他认为自己在苏联的生活暗淡不幸,自言一生饱经忧患,常年缠在心头强烈的怕,渴望离群独处。翻看肖斯塔科维奇的照片,几乎鲜有笑容,圆圆的脸总是神情严肃,眉头深锁,畏惧的眼睛谨慎地躲在镜片后,一颗痛苦挣扎的灵魂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无论苏联给了他多么崇高的荣誉,官方如何解读他的音乐,了解了他的生活才知他的音乐实在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感怀触绪,是长歌当哭!

▲ 马林·艾尔索普/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

《第七交响曲》又称《列宁格勒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作品,是他的安魂曲,也是作者最富争议的作品,苏联官方包括西方音乐圈都把它标榜为一部反法西斯的颂歌。

1941年德军围困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也参加了消防队。他身穿消防服,头戴防火头盔的照片后来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1941年的9月,德军彻底封锁了列宁格勒,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这样描写被围的列宁格勒:“灯火管制下的座座大楼,犹如预示着不详的噩梦。列宁格勒铁灰色的夜晚,到处是戒严带来的寂静。但寂静骤然被战斗代替,警报号召人们英勇上阵。炮弹在涅瓦河上空呼啸,座座桥梁被烈火吞噬”。1941年12月肖斯塔科维奇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后来回忆说:“音乐以不可遏制的速度从我的脑海中迸射出来”。1942年3月5日《第七交响曲》在古比雪夫首演,同年3月29日又在莫斯科演奏了这部作品,五个月后,《第七交响曲》的乐谱被空运到列宁格勒,此时的列宁格勒饿殍遍地,排练的乐手有些甚至是被担架抬进来的,1942年8月9日,当德军计划攻克列宁格勒时,《第七交响曲》第一次响彻在列宁格勒城市的上空,“第七”被看作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战争的音乐作品。全曲四个乐章,规模宏大,波澜壮阔,主题在交响乐的整个过程中成长、生发、蔓延,让我想起苏里科夫那些恢宏的油画里表现的苦难、群像和历史。第一乐章管乐吹出优美宁静的旋律被敌人入侵的主题打断,预示着战前美好安宁的生活被破坏。“敌人入侵主题”赫赫有名,连绵不绝,步步紧逼的小军鼓由弱到强,犹如敌人的铁蹄,最后铜管乐加入,敌人大兵压境,苦难的城市,不屈的人民。

演出不但在苏联也在盟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二战时期苏联文艺的最高象征,苏联在全球宣传了《第七交响曲》的创作环境:写于德军炮火下的列宁格勒。《第七交响曲》在国外的首场演出是在英国,当《第七交响曲》在艾尔伯特大剧场由亨利.约瑟夫·伍德爵士指挥首次演出时,受到六万听众狂热的欢迎。在美国,名指挥们为首演权你争我夺,最后由托斯卡尼尼首先得到总谱,是摄在胶卷上由军舰带到美国的,纽约无线电城首次播出了这部作品。尽管肖斯塔科维奇本人并不认可托斯卡尼尼的指挥,认为什么都不对头,精神、性格、速度都不对,但并不妨碍美国听众对“肖七”的热爱。在那些年里,西方听众通过照片、杂志封面和画像认识了肖斯塔科维奇。斯大林把它宣传为苏联人民“无坚不摧的勇敢精神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自己也顺水推舟地附和,他曾把每个乐章都加了标题,第一乐章,“战争”,第二乐章,“回忆”,第三乐章,“祖国辽阔的大地”,第四乐章,“胜利”。但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中,终于可以看见肖斯塔科维奇无所顾忌所表达的心声,他说:“《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肖斯特科维奇的朋友,指挥穆拉文斯基回忆说,当他在1942年3月从收音机上听到《第七交响曲》的“进行曲”时,他认为作曲家创造了一个普遍性的愚蠢的、极其庸俗的形象。从纯音乐的观点看穆拉文斯基的印象并非毫无道理,“侵犯主题”吸收了莱哈的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一首流行曲调,而这个“愚蠢又庸俗”的形象正是作曲家想要表现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曲》,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事实上作曲家多次强调第一乐章充满安魂曲风格的哀思情绪,第二乐章的“回忆”旋律紧张,好像并无多少甜蜜,第四乐章的“胜利”也是荒唐话。战前并没有像官方宣传的那样一片光明和无忧无虑,而是充满了饥饿、恐惧,大批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或许我们可以把《第七交响曲》看作是对极权之恶的控诉和抗争。

▼ 第十交响曲/卡拉扬/柏林爱乐

音乐艺术的抽象性帮助他躲过了很多严酷的审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表现的就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第二乐章的谐谑曲即是一幅斯大林的肖像,滑稽、残忍、怪异。他一生创作浩繁,恶势力与光明的交战是肖斯塔科维奇终其一生的创作母题。虽然苏联官方一厢情愿地把他的作品定义为光明与欢欣,实则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多部作品中都藏有巨大的悲悯,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就说过:“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何谓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在现代艺术领域的探索曾经管领欧洲艺术风气之先,美术上有马列维奇、塔特林、夏加尔和康定斯基,俄国的构成主义和荷兰风格派、包豪斯设计风格共同构成了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佳吉列夫的舞蹈团颠覆了古典芭蕾的范式,迈出了现代舞的第一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开现代音乐之先河。斯大林的红色苏联对意识形态的强烈管控,和他本人对现代艺术的反感,使得这些艺术家有的流亡,有的被抓,有的被杀,现代主义的探索也随之偃旗息鼓,歌功颂德的现实主义风格一统苏联,所有的艺术都必须赞美新制度,歌颂领袖。肖斯特科维奇无法忘怀300多名被集体枪杀的乌克兰民间盲人歌手,仅仅因为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不再合新社会的意,无法审查,索性全体枪决。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有许多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贵为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经手签署过无数的苏维埃文件,肖斯塔科维奇也是苏联的既得利益者,事实上他一生备受苏联官方谴责,说他的音乐充满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有危害社会的倾向。他的多部作品上了黑名单,《第四交响曲》更是在写成二十五年后才被允许上演,之所以没有被置于死地,是因为肖斯塔科维奇的国际声誉,斯大林要用他来证明苏联艺术的伟大。

肖斯塔科维奇也不喜欢萧伯纳、罗曼·罗兰等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他拒绝与来访的左翼知识分子握手,他说“他们与我们遥远如两极”,他认为这些人受了苏联政府的蒙骗,在西方为苏联体制大唱赞歌。美国大萧条期间,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十万份移民申请,然而这些去了苏联的美国人很多死在了劳改营。

我始终相信人的面相是内在的外显,一个主动投靠、作恶的人不会有这样挣扎、苦难的脸孔。在《见证》中,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对谎言的沉默和麻木有过深深的自责,“为什么我默不作声?为什么我不说”?他拒绝被斯大林称为“最有才华的人”,他说:“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天才的使命是完成自己释放自己,不是服务于政治,在一个利出一孔的极权体制下,一个天才除了与当局妥协,依附于体制外似乎别无他途。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或许这种尴尬的地缘政治和思维方式造就了俄罗斯艺术对苦难的书写,十九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因为自身的苦难和俄罗斯的苦难,淬炼出俄罗斯艺术的伟大。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以崇高的情感,奇异的方式,深刻的抒情和朴素的手法接续了俄罗斯艺术对苦难的叙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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