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下面不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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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7 年 10 月 4 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与本文作者 , 从上海专程驱车到江苏如皋杨家园村,对周粉英老人进行了长达 5 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访谈。一年后的 2008 年 7 月 6 日上午 9 时许,这位勇敢公开 " 慰安妇 " 屈辱经历的九旬老人,在自己家中悄然去世。她的一生是不幸的,年少遭逢战乱与凌辱,与青梅竹马的爱人生离死别。而幸运的是,她的后半生被她的孩子们照顾得很好,度过了安稳的晚年。今天恰逢世界 " 慰安妇 " 纪念日,重读周粉英老人的一生,从她那朴实的话语中,每个人都会读到属于自己的触动。

▲ 2007 年,本文作者(左)与周粉英老人合影,右为中国 " 慰安妇 " 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

我生于 1917 年,娘家不在杨家园村,而是在杨家园对面的汶池村。爸爸名周福生,妈妈名字不知,只晓得大家叫她是 " 六姑娘 "。爷娘没有自己的土地,靠替人打短工, 家里很穷。我是第 5 个小孩子。已经有这么多的小娃了 , 我又是个女的 , 女孩长大不能做活养家。没有办法,爷娘实在没有米来喂养我了,所以他们在一天早上,悄悄地把我给放到了远离村庄的大路上,希望有人把我捡走,也就是把我给扔掉了。那时我两岁。没有想到,我哇哇大哭,被本村邻居看到了。邻居妈妈是个好心人啊,又把我给捡回了家。又捱了三年,到了我 5 岁,可以照顾自己吃饭穿衣的时候,家里把我送人做了 " 童养媳 "。

" 金城对我非常好。从小在一起长大,就像兄妹一样 "

我被送给了对面村庄——杨家园一家姓倪的人家。我的公婆家,有两个儿子。公公名倪二,婆婆叫什么不知,人家叫她 " 等姑娘 ( 音 ) ",平时人家也经常叫 " 倪二家的 "。大儿子名倪金城,小儿子名倪桂。我嫁的是大儿子倪金城,比我大 5 岁,当时我 5 岁,金城 10 岁。我们太小不能结婚,要等到成大人了才行。

我婆婆是个能干的人,也比较凶。公公和另外的女子相好了,而且在外面有了自己的小娃,后来就不回家,住在人家那里了。家中没有男人干活,两个儿子基本靠婆婆一人养活,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和金城结婚并不很早,1936 年结婚,我 19 岁,金城 24 岁。

金城对我非常好。从小在一起长大,就像兄妹一样。

结婚之后,婆婆就和我们分了家,我们单过。家里穷,另外砌一个锅灶,自己烧饭给丈夫吃,不和婆婆、金城弟弟一起吃了。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啊,就是在原来的茅草屋边再搭出一个斜的坡,泥墙糊了,就算新房。结婚两年后,还没有来得及有孩子,日本兵就打进了如皋。

" 那次是伪乡长的老婆领人帮日本人抓的,就是要抓漂亮的姑娘 "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我的 22 岁生日,阴历二月二十二,我的娘家妹妹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叫吴群 ( 音 ) ,住在本村,那天过生日正好在她家里,金城在地里干活不在家。当时听得村里人喊,汉带鬼子来抓人了,是抓女娃子,大家都逃,我们两个人也赶紧从家里往外拼命地逃,一直逃过了小河,躲进一个绰号叫 " 土二犟子 " 的农民家里,他家磨房有个大磨盘,我俩就藏在了磨盘下面。可是,那次是伪乡长的老婆领人帮日本人抓的,就是要抓漂亮的姑娘,花姑娘,她们知道我们,就是要抓我们,推了个木架子车跟在后面的,抓了人就绑上车去。所以,我们还是被抓出来了,没有办法啊。我们的脚被绳子先绑起来,大概是防止我们半路跳车逃走,再让人把我们抬上独轮车上,一边一个放好,再用绳子横七竖八地捆绑住,就像是平时绑上猪赶集去卖一样,就这样推着上了路,一直颠簸了七八里地,把我们推到了白蒲镇上,进了那个地方,一个旅馆。那个时候,旅馆的老板早已逃难走了。

进去以后,我们浑身被捆绑得疼,吓得哭也哭不出来了。我看到这座旅馆的房间都已经住满了女孩子,已经抓了有约二十个了,当时军营里大概有五十多个日本官兵吧 ! 后来人就更多了, 被抓来的女孩共有四十多个。接下来,我们被日本人编了号,每个人的胸前,别上了一个布做的牌牌,白布的底,红色的字,长方形的,有个三寸长,两寸宽。这个数字,不是按抓进来先后的顺序,是按照长相来定,我是 1 号。这个事大家都知道的。

旅馆里有两三个白蒲镇的女人照顾我们,做粗活,负责给我们送饭啊、送水啊,因为我们不能走出这个大院子,有人看住的。洗澡都是几个人用一个大盆子合起来洗,说没有那么多的热水。洗脸布、洗脚布也是发的,大家通用。

还有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管我们的、也管收费的妈妈,这个妈妈也是中国人。我们的肥皂、草纸等日用品,是这个妈妈每个月给我们一块两块钱的,让我们自己买平时用的东西,但是常常钱不够用。衣服穿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从家里送过去的。

" 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 "

日本兵天天来,不过来的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一个星期来一次。好像来的很多都是当官的样子,我记得那些人肩头都有杠杠,两道三道的,来了必须先买票,5 角军票,交给妈妈。日本人会交了票来挑人,不满意的就重新挑。

也有拿刺刀的日本兵,我第一次见日本兵的时候,不停地哭,实在害怕,是负责送水的妈妈一直陪我到日本人进来。那个日本兵看到我哭就生了气,把一把刺刀勒在我的胸口啊脖子啊的地方,好像要杀人的样子,哪个再敢动啊。我啊,天天哭,后来只有认命。我的眼睛,就是这样慢慢瞎的。

日本鬼子都叫我们要听话,听话了,鬼子就把我们抱在腿上,从口袋里拿东西出来哄我们吃,有的鬼子高兴了还会给点小钱,可是我们如果身上不舒服、脸上不高兴,鬼子就要凶起脸来吼,所以我们只有尽着鬼子的要求 , 就像只小狗小猫一样地活 , 哪敢自己随便说话。

到了那里 ( 慰安所 ) ,有穿白大褂的日本医生来给我们检查过身体,连小便的地方也检查了,当时我们并不晓得是为什么,只害怕得发抖。管我们的妈妈还发给我们那种皮套套,教我们在鬼子来的时候,给他们戴上去,事情完了,再帮他们取下来丢掉。我在慰安所里曾经生过病,鬼子医生也来看过。

我一个人一个小房间,只有一张床,有小凳子和小桌子,洗脸洗脚的是一个盆子,就放在床头。一天吃两顿饭,中午 12 点和晚 5、6 点钟,各吃一顿,大多就是吃饭吃蔬菜有汤,但有的时候也有荤菜,有鱼、肉,四个菜一个汤。吃饭时大家到一个大房间去,我记得有 6 张、8 张桌子,一桌可以坐 8 个人。早饭是没有吃的,到 12 点前常常挨饿。实在饿的时候,就自己把买日用品的钱节约下来请人买烧饼吃。所以鬼子来的那天,有些比较温和的当官的鬼子,会给我买了馒头烧饼来吃。

就这样,到了 7 月份,天热的时候。当时白蒲镇上有一个姓杨的人,有文化,在伪政府里做书记员,我们都叫他 " 杨书记 "。" 杨书记 " 看我经常哭,可怜我,他也对我有意思,就为我交了一笔钱,多少我也不知道,所以,就由 " 杨书记 " 把我保释出来了。" 杨书记 " 对我提出,要我跟他过。我不肯。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

" 我明白,他是为了报仇,杀日本鬼子去了 "

我和金城团圆了。可是我的婆婆却不要我了, 她不想要我回家,不让我进这个家门。她听不得周围邻居的议论——一个被日本鬼子弄过的女人。是金城不顾别人的议论和婆婆的话,让我进门。他说,你长得漂亮,是日本人把你抓去,并不是你自己要去的,这怎么能怪你呢?

我知道金城的心里满满是对日本鬼子的恨。自己家人和周围邻居从此看不起我,也让他抬不起头来。那时,他就想去当兵,一是家里穷,当兵有兵粮,不过主要是想去打日本鬼子,为我报仇。

可是我不让他走。他走了,我怎么办 ? 我说,你实在要走,就带我一起去。夫到天边妻也行 , 你到哪里 , 我到哪里。我死也是你的人。连上厕所 , 我也跟着他。镇里曾经有几次征兵抓壮丁 , 都因为我死死留住 , 金城没有去。

可是,他终于还是走了。我回来两年后的一天早上,我醒来一看,金城不见了。我明白,他是为了报仇,杀日本鬼子去了。那是 1940 年年底,我记得是阴历十一月。

金城一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啊等啊。三年以后的 1943 年 , 有一个比我大 13 岁的姜姓男人,因为穷,没有结过婚,心肠很好,看我一个人干活辛苦,常帮助我,提出和我结婚。我开始不同意,后来才答应,但是提了一个条件说,现在你和我过可以,我们不结婚,如果金城回来,我还是要和金城过的。一年以后的 1944 年,我和姜大哥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姜伟勋,那是我现在的儿子。我就一个儿子。

直到解放了,1950 年 3 月,我接到了这个文件 , 证明倪金城是新四军老一团的战士,在太兴县古溪战争中牺牲,被授予烈士称号。我才知道,金城,原来在 1941 年就已经永远地去了。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哭啊哭啊,现在哭瞎了。4 年以前还看能得清,现在不行了,完全看不见了。

▲老人说一口如皋方言,不太能听懂,加之眼睛失明,总是仰着脸直着喉咙几乎是大声喊着

>>>采访手记

2007 年 10 月 4 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与笔者 , 从上海专程驱车到江苏如皋杨家园村,在为她送上生活援助费的同时,也对老人进行了上午、下午 ( 中午休息 ) 前后长达 5 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访谈。

姜伟勋先生说,他原本从不对外人说娘的事,也想将这段历史永远埋藏在心底,好让娘安度晚年。但是,这种耻辱却始终无法忘却。2007 年 4 月 26 日 , 他读到《扬子晚报》中的一篇报道 :" 南京唯一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在突发脑溢血入院 3 天后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雷桂英的去世也意味着南京唯一的慰安妇‘活证人’的消逝,有消息表明南京及其他地区目前仍然有一些当年有慰安妇经历的老人健在,但她们在接受专家调查时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雷桂英生前勇敢站出来作证的行为,也构成中日两国面对历史以史为鉴的一部分…… "

4 月 27 日,姜伟勋又读到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和 " 慰安妇 " 两起诉讼案进行终审判决。在这两起诉讼案中,中国籍原告和受害者家属 198 人,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约 19 亿日元 ( 1 美元约合 118 日元 ) 。对两起诉讼案 , 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一、二审判决均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原告中方的诉求。最高法院裁定原告中方败诉。他越看越愤怒,于是,把报纸上的消息念给失明的娘听了。听着听着,粉英老人又流泪了。她敬佩南京的老姐妹雷桂英,勇敢地站出来对全世界公开自己的经历,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也要为那么多的姐妹讨个公道。她同意儿子的意见 , 日本不承认强迫中国妇女做 " 慰安妇 " 事实,我们的经历不就是事实吗 ? 于是,姜伟勋在 5 月上旬,相继向如皋市妇联、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写信,公开了自己母亲被迫做 " 慰安妇 " 经历,姜伟勋先生说:日本右翼想掩盖历史真相,他们是永远做不到的。

探访当日,姜家正在造一幢漂亮的两层独幢楼房,四周锤子榔头电锯乒乒乓乓吱吱呜呜地响。粉英老人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 坐在她的躺椅中等我们,紧闭双目 , 已经很难站起来随便走动了。她告诉我们,她现在的腿非常痛,提起过去的事情就心中难受,就感觉到心慌、饥饿,就要想方设法地吃点东西。说着,她要求孙子给她喝一碗热热的白糖开水。水端来了 , 她小口小口地一气喝完,才拍拍胸口,抒了一口气,说 :" ——啊,好了,现在舒服一点了。" 孙子告诉我们,奶奶总要喝热糖水,但是不要喝红糖,说红糖太脏,白糖干净。

在奶奶和我们说话的时间段里,看得出,对她来说最大也是最困难的事情是上厕所。几乎全家动员,扶起来,穿衣服,拿拐棍,戴草帽,儿子孙子左右扶着进那间作为家庭厕所使用的半间搭小黑瓦房。孙子告诉大家,因为遭受日军的凌辱,奶奶留下了肚子胀的病根——时常要小便,但一坐就是半个小时,有的时候时间更长,还常常尿不出来,每天天亮,家里人起床要上厕所时,老人多半就已经呆在了厕所里。南通瑞慈医院通过报道得知老人病痛后,立即将周粉英老人接至医院,为其进行了全面检查。医生在老人的盆腔内,发现一个包子般大小的肿瘤,盆腔内有积液,压迫着膀胱,后专家诊断其为 " 盆腔肿瘤晚期 ",并决定为老人免费治疗,但由于老人病情已恶化,根治病痛已无回天之术。

粉英老人一家 4 代 5 口人,老人随儿子、孙子、孙媳、曾孙女一起生活。粉英的事情,村里的老人都知道,儿子姜伟勋知道,就连孙儿媳也知道。如皋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长寿乡,这里老人长寿,民风淳朴,人们同情被鬼子糟蹋的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说闲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但是,粉英因为金城的死,心中的难过,对日本鬼子的恐惧和仇恨,始终没有平复。有一年 , 姜伟勋的父亲病危,周粉英老人也许是考虑到自己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把家人叫来,她说,这件事情,现在再不告诉你们不行了。于是把她有两个丈夫,第一个丈夫为什么去当兵打鬼子的原因,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娘说出的事情,让做儿子的大吃一惊。但是,孝顺的姜伟勋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姜伟勋说,自己的娘,不接受也得接受,她是被日本军人抢过去的,我是她儿子,我不可能恨我娘啊,要恨,也是恨日本人,那些来中国做尽坏事的人 !

在这间破旧的房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倪金城的 " 革命烈士证明书 ",它被镶在镜框里。四周放满了各类塑料包装的点心,还有一对旧了的金色糖缸 , 如同供品。

老人说一口如皋方言,我们不太能听懂,加之眼睛失明,总是仰着脸直着喉咙几乎是大声喊着,抢着要说话,声音沙哑,气喘吁吁。为了让她不要太累,我们轮流请她的儿子、孙子、孙媳妇凑近她的耳朵、嘴边说话和翻译。她的孙子特别孝顺,在我们和他们相处的 5、6 个小时的时间中,他为老人倒茶端水,捶背扶头,端饭夹菜,甚至老人要剪指甲,也是他做,看得出他平时做惯的,非常熟练轻巧。

在我们访谈的受害者中,这样一家三代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很少见,绝大多数受害幸存者的生活环境都非常贫困和无助。在访谈了周奶奶如此不幸的前半生后 , 不禁为她有这样的后半生感到庆幸。(本文选编自《史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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