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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验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

斉藤由贵来自:美国 Alabama.阿拉巴馬州 双温泉.Double Springs 时间:2018-11-14 21:01 影响: 1723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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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

语词的黑镜

在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马克·克里朋(Mark Crepon)的办公室里,他花了不少时间向我解释什么是"屏幕词"(screen word)。

比如法国发生了恐怖袭击,当政治家谈到这些恐怖袭击时,他们必须给出很快的信息、意见,做出决定,他们会把这些袭击称为"战争"。

在这里,"战争"就是一个"屏幕词"。这种词在你的思想和你分析的真实事件或者现象之间制造出一个屏幕,它描述发生了什么,但并不帮助你思考它。一旦你不假思索地把"战争"放在事件之上,很多问题滑过,思考停止。

哲学所做的,就是打破这些"屏幕":我们真的能把这些袭击定义为"战争"吗?如果我们用"战争"这个词,我们真的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吗?当我们使用"战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暗指了什么?武器是什么,策略是什么,敌人是谁?我们是在与宗教作战,与伊斯兰国家作战,还是说,这是一场法国内战,是法国大多数人对少数被恐怖主义吸引的年轻人?

"哲学需要的是一定的距离,与那些即时的反应、不假思索就使用的词语之间的距离。"克里朋告诉我。

"这也是时间的问题。"他说,"今天,世界运转的速度非常之快,人们渴望即时的答案与解决方案。但哲学是一种与时间的不同的关系。哲学需要时间——阅读的时间、分析的时间和思考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称的‘哲学’,所谓幸福的秘方,不过是一些轻哲学、普通智慧(common wisdom)而已。"说到这里,克里朋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下一撇,闪过法兰西民族经典的对于糟糕品位的不屑表情。"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尝试更新人们对复杂性的愿望——这才是哲学的地盘。"

到了法国以后,我首先意识到的就是法国人对语言的一种复杂感情:敏感、迷恋、骄傲、警惕。语词、文本,处于现实世界与人的头脑之间,像一道面纱将二者隔开。他们一方面追求语言的精确、明晰与优雅,无视语法规则甚至可以上升到"对理性准则的践踏",但与此同时又时时警惕着语言对于思想的操纵和塑造潜力。

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多少学会了一点从"词语"中去把握世界的技巧。比如,我惊奇地发现,刚刚成立的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在英语中是Paris Science & Letters,与人文相对应的是letter,而不是humanity。我还发现这里的文科教授们喜欢自称man of letters,比如克里朋教授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诗、写小说,后来才被哲学所吸引。

萨特的自传取名《词语》。在这本童年传记里,他提到他的外祖父查礼·施韦泽,虽然从不自认为是一个作家,却对法国语言怀有莫大的兴趣,哪怕在70高龄的时候。

"他摆弄着法语,他喜欢词语,喜欢拼读词语,他严格的发音绝不会漏掉一个音符。在他空闲的时候,他还会用笔把词语排成一束鲜花的形状。他十分乐意以其即兴之作来为家里或学院里的事情增添光彩,诸如新年贺词、生日以及婚礼宴席上的祝词,为查理曼大帝而作的诗一般的讲话,还有小喜剧、字谜、限韵诗等种种可爱的小事情。"

作为他的外孙,萨特同样迷恋词语,迷恋层层概念所堆砌的意义的迷宫。他希望通过词语介入世界——"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是通过观察组合词语得到它。通过组合词语,我将掌握真实的事物。你组合了它,然后就有一个真理的词汇集合体。你通过想象来组合词语,创造词语集合体的想象。在这些词语集合体中,有些是真实的。这里的确有一些无法知晓的魔力,因为我原先没有想到它。它是由语言本身的。"

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更愿意被称作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哲学本身没有绝对价值,境况的变化会导致哲学的相应变化。哲学的正确与否不能在当下做出判断,它不是为同时代人写的。它谈论的是那些远远超越了我们今天个人观点的事情。文学正好相反。它记下的是当前的世界,是人们通过阅读、谈话、情欲、旅行发现的世界。所以,他写小说,写戏剧,写评论,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的笔,离开过写作,直至最后双目失明。

这几天,我零零星星地读着他的《词语》,阿尔都塞的《来日方长》,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以及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居然都读得津津有味,只觉得这些哲学家的文字灵动自如、活色生香,与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的晦涩艰深不可同日而语。

后来,我采访克劳德·安贝尔(Claude Imbert)教授,问到法国哲学的特点,她特别提到法国哲学家对语言的明晰性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不仅因为我们是普鲁斯特的后代,也是一种对读者的坦诚与礼貌——既然你做出了努力阅读我的书,我一定让你的阅读值回票价。"

"这就是法国的传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你能说清楚,谁是哲学家,谁是文学家?比如我就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安贝尔教授今年80多岁,是法国当代哲学的大家,年轻时曾长期担任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助手。

列维-斯特劳斯没在高师读过书,但他以哲学家身份进入人类学领域,希望能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人文社科领域,也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曾经与萨特有过多次激烈的论辩。作为"结构主义"之父,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底层隐匿着一些普遍的结构,比如语言,我们以语言为交流意义的工具,但这种交流无可控制地受到语言内在结构的限制与影响。

8年前,列维-斯特劳斯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登出纪念长文,特别提到他的《忧郁的热带》,称赞该书的写作"渊博而诗意,充满了大胆的排比、精致的论辩、复杂的隐喻"。

那天晚上,我采访巴黎天文台的一位天文学家斯蒂芬尼·马泽维特(Stéphane Mazevet),他在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主持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大型科研项目。光头,穿着入时,风衣,围巾,是我在巴黎遇到的难得亲切的一个人。他希望让我理解这是一个多么野心勃勃的项目,不仅拿到了政府的巨资,而且集合了法国当前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

什么什么,哲学家和人类学家?

是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晚上要赶去高师听一场演奏会,天文学家主动提出帮我带路。天下着小雨,我们沿着巴黎街头走着走着,不知道怎么就谈到了福柯。

我说福柯现在中国非常火,他的纪录片有上千人来看。他淡淡地说:是啊,福柯也是我的最爱。

"不不,与其说他的哲学,我更爱他写作的方式。"他说,"很美,很清晰,又很简洁,但逻辑的层层建构,严密而精致,跟我们科学家其实很像。"

我们在圣米歇尔大街的十字路口分手,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宴会,而我穿过先贤祠继续往巴黎高师走去。

先贤祠巨大的穹顶在夜色中投下浓重的暗影,我知道那里沉睡着伏尔泰、雨果、大仲马、卢梭、左拉……

幽深蜿蜒的小街上几乎没有几个行人,空气里弥散着哥特式石头建筑的气息。我的路痴症发作,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之前碰过的钉子,我已经彻底放弃了问路的行为,只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走过一个个昏黄的街灯,一家家咖啡馆,雨水模糊了店内的人影。

巴黎被称为"光之城",因为这是1889年世博会上第一个使用街灯的城市。此外,据说还因为这里是18世纪的启蒙之地。在启蒙时代,巴黎是欧洲教育、哲学与思想的中心。哲学精神在这里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更好。就像有一首老歌《巴黎天空下》(Sous le ciel de Paris)唱的那样:"巴黎天空下/坐着一位哲学家/两位乐师/和一群看热闹的乞丐和流浪汉/四方游客云集/他们海阔天空地神聊。"

也许就是因为在巴黎,法国哲学才呈现出如此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气息吧。他们的思考不仅关于概念,关于实质,也关乎气质,也关乎风格。

几年前在海德堡采访,遇到的哲学家仍然秉承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们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在法国,我见到的哲学家谈得更多的是人,是文学,是政治,是艺术,是宗教与暴力、宗教与爱之间的悖反关系。他们创造各种关于世界的概念,思考这个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人的思维是如何构成的,但真正关心的,似乎却是生活的可能性——只要改变思想,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生活。

就像福柯说的:"在我们的社会,让我震惊的是,艺术变成了某种只与物品有关、而与人无关的事情。艺术变成了某种专业化的分工,只有作为艺术家的专家才能从事。为什么每个人的生命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为什么台灯、房子可以是艺术品,而生命不可以?"

同样,对于萨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到了50岁,都会有一张"值得"的脸。

从最浅显的角度来看,人要为自己的面孔负责,因为尽管这张脸是父母给的,但50年的人生里,七情六欲如何在你脸上刻下风霜印记,是你自己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七情六欲、岁月风霜负责呢?

萨特的"存在主义",所谈的不仅是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也是人的责任。他说,存在先于本质,人没有既设的目的,没有上帝一个关于人的基本概念,每个人都是自我命运的创造者。所以,谁都没有借口。人一旦做出选择,就必须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一切责任。而且,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整个人类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他说,人注定要受自由之累,背负整个世界的重量。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更愿意以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我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那些远的近的灾难、失败、不公正,无论个人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而是别人的错。

但在萨特看来,不仅人的情感,我们生而为人的所有基本特质,都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无意识的行为,也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我表达。你的每一个行动,无论多小多简单,都取决于更广泛的生命的意义。那么,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探寻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所陌生的学校,一个我并不了解,也并没有资格来谈论的学问,这种选择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在推动呢?

走着走着,我已经不再担心赶不上那场音乐会了,甚至开始有一点享受这种迷路的感觉。我也多少理解了这些天在法国感觉到的疏离感,首先恐怕是语言造成的。不懂法语,无法领略法语的精妙之处,意味着我永远无法真正抵达法国智性生活的内核。但是,就像这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如此迷人,即使一个路痴走下来,也觉得满目都是风景。

高师的哲学训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一位曾在高师读过哲学的朋友告诉我,高师的建筑空间是一种晶体结构,里面错综复杂,跟迷宫差不多。但我粗粗一转,并未感觉到它的复杂,只觉得小得不可思议。

安贝尔教授告诉我,不仅因为这里地处巴黎中心,也因为高师一向有节俭的传统。"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但里面的桌子很小,没有空调,窗户坏了用透明胶布补一补就好。我们有很多大实验室,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花费很大,除非必不可少,其他都可以俭省。这里没有奢侈的东西。"

入口处两尊半身雕像相对而立,一尊是文学,一尊是科学,标志着这是一所文理兼备的"大学校"。事实上,直到今天,在法国的"大学校"系统中,高师仍然是唯一一所文理兼备的"大学校"。

这让我想起阿兰·巴迪欧,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曾经在一篇自传性的小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是高师数学系的,母亲是高师文学系的,而他在高师读哲学。就这一点而言,他认为,这就是哲学自身的一个教训:哲学语言永远在数学与诗之间。

数学与哲学,至今仍然是高师的两顶桂冠。自1794年10月30日建校起,200多年的历史里,高师数学系一共毕业了1000多人,10个人得了菲尔兹奖。

哲学系呢?在200多年的历史里,几乎每一个对全球思想界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法国知识分子,亨利·柏格森、爱弥儿·涂尔干、让·保尔·萨特、马克·布洛赫、路易斯·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皮埃尔·布迪厄……都在这里接受过哲学训练。尤其是20世纪以来,它不仅是各种"主义"诞生的温床,也见证了它们的种种变迁——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我向克里朋教授请教,巴黎高师的哲学训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他回答说:"我观察美国,他们学哲学往往是直接从问题入手的。你会遇到一些哲学系的博士生,从来没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但在高师,你在找到自己的问题之前,必须先通晓哲学所有的历史,从柏拉图一直到福柯,到德里达,不是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而是从一个哲学时刻到另一个哲学时刻。"

"每年我都这样告诉,他们必须有自由的时间来读书。花上几个星期,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房间里,阅读一本艰难的哲学书——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哲学体验了。哲学需要时间,需要与哲学经典(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尼采等等)之间漫长与私人的对峙。"

"这两种训练方式当然各有优劣,比如在法国的模式里,你不容易找到自己的方向,但一旦找到了,会产生像福柯、德里达、德鲁兹、巴迪欧这样的大哲学家。如果你分析这些大思想家,你会发现,他们在哲学之外,都经过了文学、历史、语言、艺术的综合式熏陶与训练。我相信,只有在整体的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的大文科传统中,才能产生那样丰富的思想,那样光彩夺目的人物。"

萨特于1924年以第7名的优异成绩考进高师哲学系。同届校友中还有未来著名的哲学家雷蒙·阿隆,未来的科学哲学家乔治·冈纪兰姆,未来的临床心理治疗创始人丹尼尔·拉加什……

根据《巴黎高师史》(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的记录,这一届即将在法国知识界形成长达半世纪影响的高师,在入学考试中被认为"哲学水平低弱"。主考人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最优秀的考卷中也很少看到哲学的人格……诚然,在这样的考试中我们并不苛求思想意识还未完全形成的有独创性,我们只是希望对于今年‘什么是智慧’这样平常的考题,能有更多的应试者勇于展示个人的思想成果。"

萨特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在高师度过了几年非常幸福的时光,言辞之间有很深的留恋。他尤其喜欢高师自由的氛围。"巴黎高师是这种时刻的一个顶点。它就是自由。学校的规章使我有行动的自由,一个可以在校外一直待到半夜,半夜之后他可以进入。"

当时这个学校被人戏称为"戴莱姆修道院"(出自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戴莱姆修道院"的宗旨是"做你想做的事,这是一个身心精神自由的理想王国")。

"高师之所以是高师,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毫无纪律可言,校规吗?什么校规?校规逐渐放宽,放宽到半透明、透明抽象的地步了。19世纪20年代末,学校至少还规定必须在深夜1点之前归校,晚饭后不能带女朋友进来。然而,攀墙如此便利,简直不在话下。"(《巴黎高师史》)

福柯在高师则过得很不开心。根据詹姆斯·米勒所写的《福柯的生死爱欲》记载,他中学时代成绩时好时坏,19岁时参加巴黎高师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后来做插班生复读。在高师求学的日子里他郁郁寡欢,厌恶集体生活,曾经两度。他的老师、同学回忆说,当年他曾用刀片自残,在夜里手持匕首追赶一名同学。高师毕业后福柯参加了教师资格会考,又是连考两次才通过。

在这里,你有一种强烈的普鲁斯特式的感慨。那些书本里光彩夺目的名字,曾经在这里学习过、思考过、争论过、生活过的人,如今都已经不在了。还有一些更古老的人,他们的面孔变成了墙上的雕塑,静静地俯视众生。小小的方形庭院中,金黄的银杏树下走过的,是一张张新的、年轻的面孔。有人行色匆匆,赶着上课;有人坐在窗台上悠闲地喝着咖啡,啃着面包;一张空荡荡的木桌上,一个满头鬈发的年轻人正抱着笔记本电脑奋力敲字。

他在写什么呢?我不禁好奇。

萨特曾说,人人都想写,因为人人都想成为有意义的人,使得自己的经历具有特色,否则这一生就会被忘掉。

当然,他的一生已经被深深刻入历史,想被遗忘都很难了。

十几年前,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英刊《新左翼评论》上发表文章《法国哲学的探险》,提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

在这篇文章里,他将所谓"法国哲学时刻"的起点和终点定在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90年代初德勒兹的《什么是哲学?》。"法国哲学阶段在他们两人之间展开,历经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当然也包括萨特和德勒兹,也许还可以算上我自己。"

这一连串的名字,绝大部分都曾经在高师哲学系读过书。这些哲学家当年如何在高师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与他们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以及整个法国哲学的面貌之间,是否有着某些隐秘的关联?

比如法国哲学强烈的跨学科倾向,从哲学到文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艺术史……与高师对跨学科的鼓励有没有关系?高师一向鼓励跨学科之间的对话,不仅是文科之间的对话,还包括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对话。在高师小小的校园里,这样的对话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直到今天,学校仍然非常鼓励选专业以外的课程,且不得少于总学分的三分之一。

如果从学校内部去探寻,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通往法式智性(French intellectuality)的秘密线索。比如高师对于生源极其严格的筛选机制,直到今天,巴黎高师每年在法国全国仍然只招收200名,科学100人、文科100人。我们按比例转换一下,相当于把全中国的高中生扔到一个过滤器里,然后选出4000人,安置在一个北大清华的合并体里。

国外生源的选拔也极其严苛。高师哲学系的中国校友戎恒颖参加了2012年巴黎高师的国际选拔,整个文科在全球一共招生15人,哲学系只招了3个人,但报考的有1000人。

一旦考上之后,高师的就基本可以跨校跨专业地使用巴黎所有的学术资源。高师哲学系的校友张小星告诉我,他以哲学系身份考入高师后,第一年在高师数学系注册了本科高年级课程,第二年无须申请就直接在巴黎四大注册了硕士第一年。硕士两年结束后,又直接在法国分析哲学研究中心Institut Jean-Nicod读了一年硕士课程。这些文凭中的任何一个,对于非高师的而言,都是要经过申请,且很难获得的。

因为学校小,与导师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日常见面,一起阅读和讨论文本,组织规模很小但水平很高的研讨会。高师的所有研讨会都是开放的,不感兴趣的人听不下去自然就走了,所以是一种"无须关门的筛选"。

我问安贝尔教授,是否对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感到失望?毕竟,她曾经和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历过法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如今,大师们纷纷陨落,法国哲学也似乎陷入低谷。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有没有读过福柯的一篇演讲《什么是启蒙》?"

"在那篇文章中,福柯引用波德莱尔的一句话,‘没有人有权利鄙视自己的时代’。你能做的,就是关心它,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思想(new intelligence)。"

"不要被那些名字的幻象所迷惑。"她说,"那些名字属于过去。今天,他们是经典,是我们必须跨越过去的门槛。"

那一代哲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受了哲学训练,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一战",但在"二战"中感到无力,无法表达自己,直到"二战"之后才找到自己的声音。战争的经验给了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度。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巨大的灾难和毁灭之下,在一片荒芜的精神废墟之中,人们需要那样一种强大的、哲学的声音,帮助他们找到某种个人出路的理论归宿。

对此,德勒兹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战争胜利时,我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的角落里。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犬狗涌向比中世纪要糟糕的经院哲学。万幸的是,我们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这真是后院吹来的一阵清风……他是唯一给予我们力量以承受重新开始的新秩序的人。"

今天,法国哲学作为一个"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每一个学科都变得如此复杂,一个统一的哲学声音已经变成一种幻象。"即使福柯的文章,也不是大部头,而是文章的合集。"安贝尔说,"但即使在今天,于最好的心智,最具有创造性的心智而言,哲学仍然是最初、最好的训练工具。"

"在19世纪末,高师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科学与文学。然后文学爆炸了,扩散到各个学科,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也一样,尤其在战后,哲学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艺术史,甚至认知科学等方向扩散。"

"现在,智识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一点哲学,你读到的历史、文学、书评、艺术评论,多少都有点哲学在里面。"安贝尔说,"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在高师的任务。"

哲学的种子

"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在巴黎创造一个地方,让贫穷而有才华的人,在国家的资助下,有机会成为共和国最好的教授,这一段历史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安贝尔教授说,"毕业之后,我们必须在高中或者大学为教育部服务至少10年,我不知道现在的规则如何,但很长一段时间如此。如果你不能为教育部服务,就必须把钱还回去。"

她强调,其实这是一种使命感,毕竟,这个学校是在"人类理智的重生"的宏伟理念中建立起来的,担负着法国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建国理想。

"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法令"(1794年10月30)至今仍刻在高师校门的顶端。法令第一条声明如下:"在巴黎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召集全国各地受过应用科学教育的公民,由师范学校为他们各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传授教育法。"

这张建校法令上还写着:为了使知识浸透"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完善"传授人类知识的艺术",使得这纯净、充裕、光明的知识源头,从共和国的先人那里一步步地传遍整个法兰西,并在此过程中不失其纯正性。

"启蒙运动",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如何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成为自身的主人,理性的主体?教育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正当的公民教育不仅是启蒙的第一要务,也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起点。如孔塞多在《论公共教育的第一回忆录》中所说,社会对于公民的首要责任是公共教育,因为它是让每个人都找到自己位置的唯一途径——"对于那些仍然被愚昧、狂热和迷信牢牢束缚着的男人和女人,给他们以公民自由权或政治自由权,有什么用呢?"

当时的公共教育委员会在呈交给国民公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教育的艺术就在于一个相应的整体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根据其性质和发展的等级而得到体现。"

在人类知识体系的等级中,哲学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哲学就其本性来说,就是培养的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精神。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

或者如涂尔干所说:"必须继续训练我们的孩子学会清晰地思考,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本属性。它是我们的国民特性,我们的语言和文体的种种特性都不过是它的结果。"

我觉得终于有点明白安贝尔教授所说,那些伟大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幻象,因为高师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国民教育与启蒙本身。法国哲学之强,在于它是从娃娃抓起的,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了,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很多大哲学家都做过中学哲学老师,包括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兰·巴迪欧等等。

从1808年开始,哲学就是法国高中的必修科目。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法国中升入高中以后,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开始分文科、经济科或者理工科上课,无论选择哪一科,哲学都是必修课,只不过时长不同,文科生每周要上7个小时的哲学课,而经济科和理科的则分别要上4个小时和3个小时的哲学课。

每年6月份,法国举行全国中学毕业会考,拿到中学毕业文凭者就可以上大学。按19世纪以来形成的惯例,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考生们最重视的考试科目就是哲学,考试长达4个小时。而且,这些考试不是多项选择题,而是写作。这是1840年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规定下来的: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法国中的哲学自由、理性的思考能力和"有组织的表达、论证能力"。

采访到了最后,我觉得高师哲学系培养出来的最牛的人,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思想家,而是更多默默无闻的在为法国整个中学哲学教育做出贡献的人,因为法国哲学真正的生命力恐怕不在大学,而在中学,甚至在小学,在幼儿园。只要民众之间的理性精神不死,法国的哲学就不会真正陨落,或者消亡。如安贝尔教授所说,它只是在酝酿新的智慧,新的思想。

文 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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