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边际税率： 个税 45% 的边际税率是否需要下调？

[ 来自中国经营网 ]

个税改革的消息总是撩拨人们的神经。近日，有些报道提出一个问题：45％的最高边际税率有些高，不利于留住或引进高端人才。

45% 是我国个税最高的一档税率，大体上就是在免征额之外，月收入超过 8 万元的收入对应的税率。这个税率与一般人没有关系，仅与富人有关，涉及的是如何对富人征税的古老话题。

税收要讲究公平和平等，但怎样的税收是公平、平等的，却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一套非常理想的理论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信服它。在中国秦汉时期，每个成年人缴纳同等数量现金的人头税，每个孩子也缴纳同等数量现金的人头税，大家的负担都完全一样，看起来这是非常公平的。但这种人头税完全不考虑纳税人个人负担能力的不同，造成穷人不堪重负，以至于生了孩子就要杀死而逃税。此后的租庸调制也是一种人头税，表面看起来每个人或每户人家都从国家分得大体相当的土地，承担大体相等的租庸调义务，但实际上与秦汉时期的人头税一样，仍然是不考虑个体负担能力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安史之乱之后实行两税法，这些弊端稍有改进。但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人认真探讨过设计怎样的税收制度，才可以使税收负担在本质上更为公平合理。

相反，西方历史上却有大量的讨论，形成了一些重要学说，至今也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其中之一是量能负担原则，也就是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征税。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就应该负担更多的税收，于是就设计出了累进税。大约从 1500 年开始，意大利城邦佛罗伦萨就开始在土地所得上征收累进税，当时即引起争论。当时的政府对所得进行了区分，将所得分为是通过自己勤劳赚取的，还是通过偶然、运气、继承或投资赚取的，勤劳所得轻税而其他所得则重税。而反对者认为，国家应该平等对待自己的公民，富人以更高的税率纳税，违反了平等对待原则。

现代财政学鼻祖亚当 · 斯密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好的见解。他基本上赞同对维持生命的生活必需品免税，对奢侈品实行重税，而奢侈品自然是富人负担的，奢侈品重税也就是对富人征收重税。约翰 · 斯图亚特 · 密尔也坚持量能负担原则，提出著名的 " 均等牺牲 " 理论，认为每个人对于国家的负担应该是相等的。按照这个原则，实际上比例税比所得税更为合乎 " 均等牺牲 " 理论，不过密尔也坚持对奢侈品课重税，对必需品免税。因为有必需品豁免的存在，所以只有征收累进税才能保持均等牺牲。显然，均等牺牲与累进税之间仍然存在解释上的困难。

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边际革命，解决了均等牺牲与累进税之间的矛盾。边际革命中发现了 " 边际效用递减 " 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一个拥有 100 万元财富的人，增加 1 万元的收入对其带来的效用远远低于一个只有 1 万元的人增加了 1 万元收入的效用。甚至，一个拥有 100 万元的人增加 1 万元的效用，也低于一个拥有 1 万元的人增加 100 元的效用，虽然这两者增加的比例是一样的，都是 1％。道理在于，财富越少的人，微不足道的财富越是维持基本生活的救命宝贝，微小的增加带来不同寻常的效用；而拥有很多财富的人，其增加的部分已经与维持基本生活完全无关，效用的增加因而有限。从这个原理出发可以推导出，（比方说）从一个富人那里拿走其边际收入 50％的份额，其效用的损失，或许与从穷人那里拿走边际收入的 5％收入的损失差不多。这样就论证了 " 均等牺牲 " 的原则。当时的财政学家埃奇沃斯正是用效用递减规律，来为累进税进行辩护的。

如果说，此前的 " 均等牺牲 " 学说中，" 牺牲 " 或 " 负担 " 是按照客观的经济指标度量的话，边际效用学说下的牺牲，是按照纳税人的主观感受进行衡量的。这种度量的方法虽然有很强的说服力，但难点在于，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判断无法进行比较，尤其政府无法对每个纳税人的主观效用进行比较并进而制定出一个 " 均等牺牲 " 的边际递进税率表。

由于建立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的牺牲均等说，无法解决主观效用无法比较的挑战。西方学者们还发明出一种补偿理论。该理论认为，富人们的巨额收入，是国家政策的结果，理所当然应该通过纳税给国家予以补偿。另外，由于间接税是累退的，当国家征收大量间接税的时候，穷人负担了与自己的收入和财力不相匹配的税负，为此，在间接税上少负担了税收的富人们，自然应该在所得税上多负担一些，对他们实行累进税，正是对间接税累退性的矫正和补偿。除了补偿原则，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提出的以税收为实现社会政策的工具、调节社会分配、社会福利等思想，也有巨大的影响。

以上所说是西方围绕所得税累进税进行的理论探讨和争论。西方的税收实践大体上与理论相伴而行，从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率先实行所得税算起，所得税至今已经有整整两百年的时间，而在前面的一百年中，那些实行所得税国家的税率普遍较低，从来没有超过 10％。两次世界大战是所得税累进税率暴涨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飙升至 67％，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边际税率曾经飙升到 88％，而英国最高边际税率甚至达到 98％，在这个税挡上，你增收 100 元钱，政府要拿走 98 元，留给你的只有 2 元。几乎是没收性的税率。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欧洲的所得税累进程度为什么如此峻急，对富人是如此严苛？这里既有量能负担的原则起作用，也有补偿原理起作用，还有调节收入分配等原则起作用。从量能负担和均等牺牲的原则看，战争严酷形势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穷人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奔赴战场流血牺牲，富人拿出自己绝大多数的边际收入，大家的牺牲可以说是均等的。而且从补偿的角度来说，不给富人以绝高的边际税率，就不能补偿穷人孩子在战场上的流血牺牲。另外，1917 年俄国 " 十月革命 " 对欧美各国带来巨大震动，通过向富人征收重税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实行社会福利，以防止共产主义革命，也是对富人实行重税的重要原因。所以，战时和战后极高的边际税率，看似极其苛刻，但富人能够接受，不会认为那样对富人不公平。当然，随着战争结束尤其战后重建和复员老兵的安置等的完成，对富人的高税率也就失去了理由，边际税率也逐渐地降了下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等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改革，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有所回落和缓和，最高边际税率都不同程度地下降，现在最高边际税率大致在 50％左右。但为了实现税收的社会政策工具，边际税率并不能完全降到十九世纪的状况。

回到中国个税。中国目前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 45％，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高于美国的 35％、法国的 40％，与德国和澳大利亚持平，但低于加拿大的 56.5％、英国的 50％、日本的 50％和瑞典的 61％。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属于较高的税率。

在国际资本能够便捷流动的情况下，高所得税率会使富人移民，资本外逃，所以，降低所得税税率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有些国家已经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平税，即单一的比例税。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平税不宜实施，而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还必须认真考量。首先，在我国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富人收获利益而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生态和环境成本。其次，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累退的间接税使穷人负担了与自身收入和财力不相匹配的税负，使税收量能负担和均等牺牲的原则落空。第三，中国没有实行遗产税，财富的代际传承使贫富差距固化且代际传递。鉴于以上三点，中国实行累进所得税仍然有现实意义。较高的边际税率，有利于补偿和矫正间接税带来的累退性，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所以，尽管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有些偏高需要调整，但下调的幅度也不宜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