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实验室，MIT 媒体实验室和 ASU 一样，对科学想象力高度关注，但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着手解决技术、科幻、未来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试图通过增加科幻作家与科学的接触来改变这个群体，而是尝试通过增加与科幻的接触来改变科学家和技术本身。

MIT 媒体实验室成立于 1985 年，初衷是为了在技术与媒体和设计之间尚无人踏足的交界之处来划分出新的领域，被称为「艺术与科学的混合体」。在过去两年中，它过一门叫做《从科幻创作到科学创造》（Science Fiction to Science Fabrication）的课程，把阅读、对科幻的讨论与设计，以及受启发所创造的设备融合起来。同时，也会审视设计过程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设计对社会潜在的影响。

媒体实验室的指导员索非娅·布鲁克纳和丹·诺维会引导了解严格的教学大纲，包括过去七十年中许多重要的科幻小说、电影、游戏和短篇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们——有媒体实验室毕业生、建筑师、比较媒体学者，甚至一位机器人伦理学家——都需要根据他们从阅读中获得的技术灵感来打造实际可行的原型。

此外，还会考虑他们正在研发的技术的社会和伦理背景，以及该发明潜在的尚未计划的应用场景。在一个受到吉布森《神经漫游者》中的一幕场景启发的项目中，打造了这么一件设备，利用电极和无线技术，使一个用户仅凭一个手势就能刺激远处另一个用户手上的肌肉来使他做出同样的手势。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建议他们的原型应该被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例如理疗师可以帮助中风患者来恢复四肢的使用。在《神经漫游者》中，技术被用于性剥削，把人变成由软件控制的「肉身木偶」，所以引起了有关可能被滥用的工具的道德暗示的深度讨论。

在吉布森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街头，东西总有它自己的用处」中，以及科幻小说的情节里，我们总担忧技术被滥用于统治和控制。不过布鲁克纳说，「那些工作是科幻作品中常见话题的人，例如人类增强、可穿戴技术、增强现实等，通常对于相关的著名科幻作品并不熟悉，尽管作家已经就同样的话题极其深入地探索了数十年。看科幻小说跟看论文一样重要。

诺维说他很惊讶地发现很多 MIT 的之前并没读过科幻小说，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猜可能是他们都是名校里出来的尖子生，被教育说科幻小说不过是种儿童读物，或者不值得他们花时间去看。他们经历了相当激烈的竞争才达到目前的位置。他们很可能除了必读的人文作业之外，就是没时间读闲书。」

布鲁克纳和诺维都同意这样的的日子会不好过。「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他们可以拥有创造明天的资源的地方，但灵感的源泉却有点枯竭。」诺维说，「MIT 这里的教授非常坚持要想得更大、更疯狂。」而阅读科幻小说，他说，激发了们的想象力。

布鲁克纳在艺术和工程持有两个学位。他感叹，从事新兴技术工作的人通常都没有怎么读过科幻。「随着新的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你看到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的作家在写以这些技术为中心的反乌托邦世界。」她说，「几十年来，作家已经以不可思议的深度探索过同样的话题。随着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结合艺术家和作家创造意义、创造体验、讲述故事的方式中，还有尚未实现的潜力。以往人们只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不过我的个人使命就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两者结合起来，」

诺维是一位跨学科的研究者，拥有戏剧和视觉效果方面的背景。她在科学与科幻的结合体上面看到了巨大的创造性潜力。「各种想法开始自己冒出来了。你离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博士项目可能只有一本书或者一次讨论这么远。」

塞缪尔·R·德兰尼是这个领域涉猎最广泛、也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把科幻作品看作是对于人人都将面临的未来冲击的一种应对措施，尤其这种冲击随着变化加快将变得更加强烈。「科幻小说通过想象让我们习惯各种世界和情形，这是思考真实世界（即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由发生的事情所构成的世界」）年复一年向我们输出的（偶尔灾难性的、更多困惑的）实际变化的最好的训练之一。它帮助我们不被这些变化惊得手足无措，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人面对的不同问题。」

在最好的情况下，科幻小说能激发灵活的思考，不仅能启发我们，还能驱使我们审视自己的世界观，并思考自身行为种种潜在的后果。只要别忘了勒吉恩对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的担忧，把科幻重新融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想象力生活中，也许真能将尼尔·斯蒂芬森的愿景变为现实。

题图来自：chuansong.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