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的资料与我们平常所说的 " 知识 " 相似，而 " 艺术创造力 " 与 " 零心善存 " 则是 " 人文 " 素养。" 知识 " 外在于人，是材料、工具、器具一类的实物，可以量化、摄取的，而 " 素养 " 则是内化于心后消化在体内、涵化于心灵的情怀和胸怀的叠加（人文关怀）, 说穿了，也是一种人文信仰。一个具有人文知识的人不一定能做到真诚恻怛、知行合一，而具有人文情结的人，一定不会违背情怀与胸怀合一的人本的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历史学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气质的不可或缺。

古今中外，无论是达官还是显贵，无论是学府还是民间，尽管历史学筚路蓝缕甚至举步维艰，但它却以其自身的位格赢得了世人肃然的尊重。这个肃然起敬的根本原因早在几年前就被我们的元典和经典说破，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故事而已。"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以考据、经验、客观为本体的汉学与以义理、冥想、主观为本体的宋学的对峙纷争不可能泾渭分明、一刀两断。" 道问学 " 与 " 尊德性 " 的颉颃跌宕表明，以 " 义理 "" 辞章 "" 考据 " 有机统一为文章大法的学统，始终都是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至高境界，这也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的理由。也正据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是历史学家的最高境界与格局：当科学和人文 " 齐飞 " 时，即使是在小时代遇见了大数据，历史学还是能够淡定从容地渐入二者 " 长天一色 " 的佳境。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关于 " 中国文学的变迁 " 叙议，颇能为我们的历史学的双重性作为旁注：" 言志 " 和 " 载道 " 同时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而已。一方面是时代风尚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作者素养与风格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两栖性而言，颉颃胶着、半斤八两、平分秋色，每每难分高下，我们只有撇开 " 斤两 "，以 " 成色 " 看质论价。换一个视角，即使一个时代的风气抑彼扬此，那也还是如同周作人论过的 " 载道 " 与 " 言志 " 之彼此消长的关系一样，其实任何一脉都没有消失，只是暂时低调，在默默流淌、暗暗前行而已。遇到适宜的气候，它还会脱颖而出的。

英国观念史家以赛亚 · 伯林在 1960 年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上名为《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虽然对很多人而言，历史就是这样的百无一害的消遣，但这种关于历史学的看法，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却是一种伤害：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追问，来探求真理，这种真理和科学研究所探求的真理一样，遵循着同样的原理和机制。……科学中的真理，如同物理学和数学中的真理一样，是不取决于人类的特性及其活动，所以，我们只能发现真理，而不是创造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让历史学成为科学，实际上是要求历史学改变它自身的本质，这真的是一种强求。" 这里，伯林讲出了三点个人见解：一是历史学家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具有科学的精神；二是历史学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与自然科学性情的不同；三是我们需要尊重学科的个性差异，不能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标准来要求它。但是，这里我还是想进一步指出：一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只能是 " 社会的 " 而非 " 自然的 "；二是历史学的人文性乃是其与生俱来的气质，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无法望其项背更无法替代的；三是关于 " 改变 " 的 " 强求 "，这也是笔者着重强调的一点，如同男女性别、黄白人种的基因构成一样，用 " 改变 " 来做 " 强求 " 无异于痴人说梦。看来，即使伟大的思想家也会有信马由缰、信口开河的时候。要而言之，历史学要想有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它既不能跨界僭越——到科学的领地里撒野；也不能萎缩式微——成为自毁长城的 " 断臂 " 英雄。无论 " 大数据 " 时代带来怎样的机遇以及获得感，我们都需要保持一份挑战心理及必要的警惕性。

回到本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面相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有着 " 天工开物 " 般的本质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如同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性别、父母一样，历史学的双栖性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不是情愿不情愿的事，而是只能如此这般的事。对于选择以历史学为学术 " 志业 " 的同仁来说，让地老天荒的历史学科学并人文着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路径选择。尽管在科学性和人文性之间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怀有不同程度的倚重、倾斜乃至诉求，但归根结底也还只能以归依的态度书写。其次，我们同时要看到，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 " 双栖 " 因子没有先来后到的顺序。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二者只有 " 组合 " 没有 " 排列 "。就二者的组合而言，也只有空间上的并联，而非串联。强调这一点，无非是说科学性和人文性在历史学的属性中是并驾齐驱、车之两轮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谁长谁幼的关系。如果硬要讲出个子丑寅卯，那二者应该是同胞孪生兄弟关系，而并不存在父母子女的辈分。如同在历史研究中不能以字数衡量其价值一样，我们同样不能以双栖因子中的任何一方的 " 数据 " 来断言其分量的大小。因为，" 成色 " 与 " 斤两 " 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在笔者再度重申事实（数据）和意义（时代）有机统一的历史学才是健全之历史学的这一观点之后，还需要对历史学这一学科之下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表达必要的个性尊重并进行辨析。就社会史研究而言，习惯于 " 上天入地 " 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一网打尽，让你在移花接木中认识 " 社会 "；就经济史研究而言，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海量数据，让你有走进数理迷宫的失向感；就思想史研究而言，人文主体性历历可见，让人们在纲举目张中领略思想的张力。凡此种种，方法论及其叙事套路各为轩轾、难分伯仲，但其中的事实（数据）和意义（时代）却自显神通、各有千秋。然而，无论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和方向如何发展变化，那一心两翼（意）的本体书写方式，乃是历史学家不离不弃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