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摇滚巨星： 摇滚巨星的摇滚童年

他是一代吉他英雄 Slash，与玫瑰的成员。他的童年也经历了摇滚乐的鼎盛时期，大卫 · 鲍伊，吉姆 · 莫里森，琼尼 · 米歇尔等人也似乎经常出现于他的孩提生活中。他的母亲是非裔设计师，父亲是英裔白人画家。我们或许能从 Slash 自传中对于波西米亚童年的描写，感受到他的摇滚起源。

▲ 本文节选自《斯莱史》（ [ 美 ] 斯莱史 / [ 美 ] 安东尼 · 波扎著，刘超然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8 月）。

"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写书，我的答案如下 …… 客观对待人生本就不是什么自然的事情，但尝试一番后我意识到，我目前为止的人生经历还是颇具趣味的；而且我还想到，如果现在不写下来的话，之后很可能就忘了。后来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其实不止如此：它标志着我职业生涯一段时期的结束，以及另一段时期的开始。"

——斯莱史

1965 年 7 月 23 日，我出生于英格兰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市。大我 20 岁的摩托头乐队主唱莱米 · 奇欧麦斯特也在这里出生。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摇滚乐就是在那一年达到了 "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 的境界；几支零散的乐队正是在那一年永远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历史。披头士乐队在那年推出了《橡胶灵魂》专辑，与此同时滚石乐队发行了《滚石二号》布鲁斯歌曲翻唱精选专辑。当时的音乐圈正在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创作革命。作为时代的副产品，我感到很是自豪。

我母亲是非裔美国人，父亲是英国白人。他们在 60 年代的巴黎相遇，之后坠入爱河并生下了我。像他们这种跨种族、跨地域的爱恋在当时并不普遍，而且他们奔放的创造力也是难能可贵。我得感谢他们能够保持本色。他们使我在年幼的时候便有幸接触到如此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环境，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可谓大有裨益。我学会走路之后，我的父母便对我采取平等对待政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还了我如何应对人生中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

我的母亲欧拉当年与我父亲安东尼相识时只有 17 岁，而我的父亲彼时也才 20 岁。父亲小名东尼，天生就是一位画家，而且与历史上其他画家相似的是，他也离开了闭塞落后的家乡，只身来到巴黎；母亲颇为早熟，而且性格外向、年轻貌美。她离开洛杉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打算在时装界积累点人脉。他们人生轨迹相交之后便在英格兰结了婚。之后我华丽登场，他们开始共同谱写人生新篇章。

母亲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她 1966 年左右开始入行，客户包括福利普 · 威尔森、林戈 · 斯塔以及约翰 · 列侬。她还跟指针姐妹、海伦 · 瑞蒂、琳达 · 朗丝黛和詹姆斯 · 泰勒有过合作。西尔维斯特也是她的客户。他是一名英年早逝的迪斯科歌手，当年人称同性恋版的斯莱 · 斯通。他嗓音非常出众，而且在我眼中是个大好人。他送给我一只黑白相间的老鼠，后来被我起名为 " 米奇 "。米奇可谓霸气外漏：我把其他老鼠喂蛇吃的时候，他愣是从来没哆嗦过；他被我弟弟从卧室窗户扔到外头，不但大难不死，而且三天之后居然毫发无损地站在我家后门；我家沙发床的底盘剌掉了他一段尾巴，后来他与食物隔绝将近一年也没有丢掉小命。那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他落在了一间用来充当储物间的公寓里，之后我们有一次回去拿盒子的时候他居然窜了出来。米奇欢快地跑到我面前，就好像我只走了一天似的。他那样子好像是在问我：" 嘿，你去哪儿了？"

在我的众多宠物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米奇。我养过一条名叫柯蒂斯的美洲狮，还有好几百条蛇。我简直是个自学成才的饲养员。此外，相对于我遇到的大多数人类而言，我还是跟宠物们更有共鸣。这些动物们与我有着一种共识，而且这恰恰是许多人类常常忽视的道理：到头来，生命其实就是生存。学会这一点之后，从那些在荒郊野岭会把你当作美食的动物身上获取信任，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而且大有裨益的经历。

我出生之后没多久，母亲就回到了洛杉矶发展生意，借此为我们家打下了经济基础。我的爷爷奶奶分别叫查尔斯 · 哈德森和席碧尔 · 哈德森。我父亲在英格兰的老家把我养大到四岁，这对于他来说可不容易。虽然我是个机灵小孩，但我没察觉到家里的紧张气氛。据我所知，我父亲和他爸爸查尔斯之间的关系颇为冷淡。托尼在三个儿子里排老二，他也的确是个小异类。他弟弟伊安以及哥哥大卫都比较遵守传统家庭观念，而我父亲却上的是艺术学校，跟他的爸爸简直格格不入。托尼是 60 年代的典范人物，他不遗余力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他爸爸则是不遗余力地贬损他的理想。我爷爷查尔斯是斯托克当地的消防员，那里的人们似乎根本不受历史变迁的任何影响。大多数斯托克人安土重迁，还有很多人像我爷爷奶奶一样从未去过南边 200 多公里的伦敦。托尼希望就读艺术学校并且依靠绘画为生，他心里这种从不妥协的美好憧憬是查尔斯难以容忍的。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经常引发言语争执，有时甚至是肢体冲突。托尼说自己年幼时遭受父亲暴打完全是家常便饭。

就像我父亲代表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样，我爷爷是一位典型的 50 年代不列颠人。查尔斯希望一切都能按部就班，但托尼则想将一切打乱重来。所以当年我父亲从巴黎领着一位没心没肺的美国黑人姑娘回家时，我估计爷爷奶奶这二老肯定是气得够呛。我很好奇当托尼告诉查尔斯说他准备结婚并且在他跟我妈把个人问题搞定之前需要他俩帮忙带孩子时，我爷爷作何反应。但话说回来，谈判双方表现出的处世之道确实让我很感动。

我刚刚能坐火车时，我父亲就把我带去了伦敦。当时我大概两三岁，但我马上就察觉到，新的住处距离斯托克那延绵不绝的棕色砖房和古色古香的当地居民区肯定不近，因为父亲把我领进了伦敦的波西米亚圈子。我们睡在别人家的沙发上，好久好久都没回家。我记得我看见过熔岩灯、黑光灯，还有波托贝洛路上令我大开眼界的各类小摊以及街头艺人。父亲认为自己不属于 " 垮掉的一代 "，但他通过耳濡目染接纳了那种生活方式。他似乎是有意挑选了那种生活作风里最精彩的部分：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结交志同道合人士，然后挤在他们公寓里。父母了我很多，但他们最重要的一课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已学会——人在路上的见闻是独一无二的。

英格兰给我留下了不少好印象。我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我在当地上过学；我还演过舞台剧《圣诞节的十二天》，我在《小鼓手》里演的是主角；我无时无刻不在画画；每周我会定期观看《复仇者联盟》和《雷鸟神机队》。60 年代的英格兰可没什么电视节目，而且反映的都是二战战后时期丘吉尔眼里我爷爷奶奶那辈人的世界观。当年只有少得可怜的三个频道，每周只有两个小时播放上述那俩电视剧，除此之外剩下的全都是新闻节目。怪不得新兴文化一出现，我父母那辈人就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

托尼跟我在洛杉矶与欧拉团聚之后，他就再也没跟父母有过任何联系。爷爷奶奶就此从我生活中彻底消失，我在长大的过程中还会时不时想念他们。我母亲曾经鼓励父亲与家人保持联系，但无济于事，因为他根本没兴趣。我再次见到英国那边的亲戚都是与玫瑰乐队火爆全球之后的事了。我们 1992 年在温布利球场演出时，哈德森家族终于声势浩荡地现身了：我亲眼见证了我叔叔、表哥还有第一次来伦敦的爷爷是如何在后台化妆间里把所有酒水喝了个底朝天。当年我们巡演需求清单里列出的酒水数量是如此之多，乃至任何除我们之外的人喝完肯定都得一命呜呼。

我对于洛杉矶最初的记忆，是大门乐队的那首《点燃我的火焰》在父母的唱片机上没日没夜地不停播放。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那阵，洛杉矶是全球最潮的城市，这对于喜欢音乐和艺术的英国年轻人来说尤为如此：比起英格兰呆板无趣的文化体制，洛杉矶才是允许创造力肆意迸发的好地方；此外，洛杉矶的气候简直可以和天堂媲美，那是伦敦的雨雾天气根本没法比的。再说，抛弃英格兰然后投靠美国海滩可谓是对落后体制和成长环境挑衅的最好办法——我爸最乐意干这种事了。

我母亲继续做着服装设计师的工作，与此同时，我父亲伺机等候着合适机遇发挥自己的绘画天赋。我妈妈在音乐圈有不少人脉，所以自然而然，她老公很快就接到了设计专辑封面的活儿。我们住在月桂谷大道和瞭望山路交界处一片非常具有 60 年代特色的住宅区里面。洛杉矶的这片区域风景奇好，有着几许波西米亚风情，所以这里便成了艺术界人士的聚集区。住宅区别墅沿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一字排开，紧贴山坡，而且这些别墅都附带几间客房，可供他人享受集体生活。我小时候那里扎堆住着一小撮关系紧密的艺术家和音乐人：琼尼 · 米切尔的别墅离我们只隔了几栋之远；吉姆 · 莫里森和忙着组建老鹰乐队的格兰 · 弗雷俩人都住在月桂谷乡村商店的后方。那里住着的大伙似乎互相都认识：我妈妈帮琼尼设计衣服，而她的专辑封面则是我爸爸设计的。大卫 · 格芬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而且我对他印象很深。许多年后他签下了与玫瑰乐队，但他并不知道我是谁，而且我也没告诉他。1987 年圣诞节，他给欧拉打电话问候，顺便向她询问我的近况。她说：" 你应该知道他近况如何，因为你刚刚帮他的乐队出了专辑。"

在月桂谷待了一两年之后，我们往南搬家住在多西尼路上。我总在转学，我也借此发现别人家的小孩跟我的生活是多么不同。我从来没有过塞满玩具、用三原色粉的那种传统儿童房间。我们家的墙壁从来没被涂成过中性色。我家空气里经常弥漫着喇嘛和香火的味道。屋里的气氛总是十分欢快，但色调却无比昏暗。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跟同龄人打交道。我更喜欢跟成年人相处，因为父母的朋友们有着最丰富多彩的个性。

我每时每刻都在听着收音机，经常听的是调幅频道的 KHJ 节目。我睡觉的时候也开着收音机。作业我也会做，而且成绩还不错，但老师说我经常走神，成天做白日梦。其实原因在于我对于艺术更有热情。我特别喜欢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亨利 · 卢梭，也学着他画了好多丛林景色，里头全是我喜欢的动物们。我从小就开始迷恋蛇。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加州大苏尔拜访朋友那次，我们在那儿宿营了一晚上。当时我只有 6 岁，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森林里逮蛇。我把每株灌木和每棵树下的土都挖了一遍，直到把空蛇箱装满。之后我就把它们放生了。

那次出游还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刺激经历：我妈妈和她朋友都是那种特能折腾、没心没肺的女青年。她们轮流开着我妈妈的大众甲壳虫沿着扭曲的悬崖山路竞速飙车，并且乐此不疲。我记得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兜风时吓得浑身僵硬——往窗外望去，下面便是巨石和海洋，距离车门不过十几厘米。

我父母的唱片收藏简直无可挑剔。从贝多芬到齐柏林飞艇无所不有，我总能在他们的藏品中找到珍宝，一直到我十几岁时都如此。那会儿的明星没有我不认识的，因为我父母经常带我去听演唱会，而且我妈妈工作时也总会带上我。很小的时候我便有幸接触到产业的幕后制作环节：我去过不少录音棚和排练室还有电视和电影片场。琼尼 · 米切尔的录音排练我已经屡见不鲜；我还看过福利普 · 威尔森（当年大红大紫但如今已被人忘却的喜剧演员）录制自己的电视节目。我看过澳大利亚流行歌手海伦 · 瑞蒂排练和演出，琳达 · 朗丝黛在吟游诗人酒吧表演时我也在场。我妈妈给比尔 · 考斯比的单口相声节目演出服时我也在，她还给他老婆做过几件一次性的衣服。我还记得跟我妈一块去看指针姐妹的演出。这些经历都是穿插在她那几年的职业生涯里，不过等我们搬到多西尼之后，她的生意真是可谓飞黄腾达了：卡莉 · 西蒙来过我们家，灵魂歌手米妮 · 瑞普顿也来过。我还见过史蒂夫 · 旺达和戴安娜 · 洛斯。我妈妈说其实我也见过约翰 · 列侬，但遗憾的是我完全不记得了。不过我的确记得跟林戈 · 斯塔见过面：林戈在他 1974 年的个人专辑《晚安维也纳》封面上穿的那套议会与疯克迷幻乐队风格的演出服正是出自我母亲之手。那套衣服腰很高，色调是金属灰，胸膛那块还有个白色的五角星。

我妈妈带我看过的所有后台和摄影棚都对我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影响。我完全不知道它们具体是怎么回事，但那会儿我就对演出背后的制作环节产生了极大兴趣，直到现在也是。布满乐器等着乐队上场的舞台令我感到兴奋。而且时至今日，光是看见一把吉他就能令我神魂颠倒。它们两者都有着一种妙不可言的魔力：合适的乐手一旦就位，它们便可以突破现实的桎梏。

我的弟弟阿尔比恩出生于 1972 年 12 月。他的到来改变了我家的成员结构，因为家里突然之间多了一个人。不过，多了个弟弟是好事，我很高兴能帮父母一起照料他：每次爸妈让我看管弟弟时，我都很乐意。

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家里有了大变化。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表现不一样了，而且他们经常是聚少离多。我们搬家到了多西尼路之后，随着我妈妈事业变得愈发成功，家里的情况便越来越糟。顺便提一句吧，我家的地址是多西尼北路 710 号，现在那是一片空地，每年 12 月有人在那儿圣诞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寓里与我家隔墙而住的邻居正是那位如假包换、自封名号的 " 黑猫王 "，他接受拉斯维加斯的派对预约——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

如今我长大了，我能看出当时影响父母感情的一些明显原因了。我父亲向来不喜欢我母亲跟她母亲关系太近。每次他的岳母出手资助，对他来说很伤自尊；此外，他也不喜欢岳母插手家庭事务，但他自己的酗酒毛病也只能火上浇油：我爸爸原来喝酒喝得很猛，他是那种传播负能量的典型酒鬼：他从来没动手打过人，因为他内心复杂而且又足够机灵，知道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但在酒精影响下，他的脾气相当糟糕。每次他一喝醉便口无遮拦，逮着谁就冲谁恶语相向。他这么干，想必是葬送了不少和解的可能性。

当时我只有 8 岁，但我其实本应该看出些许端倪的。我父母向来都是相敬如宾，但在他们分居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却彻底相互避而不见了。大部分时候，我妈妈晚上都不在家，我爸爸自己一人苦闷地坐在厨房里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听着埃里克 · 萨蒂的钢琴曲。妈妈回家之后，我爸就带我出去散步。

英格兰和洛杉矶四处都有父亲的足迹。在查尔斯 · 曼森谋杀莎伦 · 塔特和她朋友之前，我们还曾经搭车四处溜达。在那件谋杀案发生之前，洛杉矶还是相当淳朴的，那几桩惨案标志着 " 鲜花力量 " 时代乌托邦理想的结束。

我童年时期对于托尼的记忆都是断断续续的。无数个下午我走在他身旁，抬头看着他。其中有一次我们走到了肥汉堡餐厅，他告诉我他和妈妈准备分居。我感到无比难过，我仅有的稳定寄托如今已经分崩离析。我什么也没问，只知道傻傻地盯着手里的汉堡。那天晚上，我妈妈跟我坐下来好好聊了聊当时的情况，她说其实这样对我有好处：我可以同时住两套房子了。我想了想她这句话，觉得虽然还挺有道理，但听起来像是句谎言。她一边说我一边点头，但我早已经听不进去。

父母分居的过程虽然和谐但也颇为尴尬，因为他们好几年之后才正式离婚。他们的住处经常离对方只有几步之遥，而且俩人的朋友圈都是同一群人。他们分居时我弟弟才两岁。自然而然，他们同意小儿子应该由母亲照料，但他们让我自己选择跟谁住。我选了母亲。欧拉为了尽到母亲的责任，不遗余力地抚养我和弟弟，经常带着我们跟她一起出差。没办法，我和弟弟只好时常往返于妈妈家和姥姥家。爸妈家里向来都是既忙碌又有趣，而且毫不落俗——但之前一直是稳稳当当的。他们闹掰之后，我就习惯了这种动荡的日子。

分居对我父亲来说不是件容易事，而且我也好久没再见过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容易。让我最后真正死心的原因，是后来我看见母亲身旁有了新欢。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卫 · 鲍伊。

▲ " 摇滚变色龙 " 大卫 · 鲍伊

1975 年， 大卫 · 鲍伊在录制《站台之间》专辑时与我母亲有过紧密合作。她早在《年轻美国人》专辑时期就开始给他设计衣服了。后来当他在新墨西哥州出演电影《天降财神》时，自然请来了我妈妈为他设计演出服，此后她和鲍伊二人便日久生情，开始了一段不愠不火的恋爱。现在看来可能没多大点事，但当时那感觉就好像是眼瞅着外星人降落在你家后院似的。

父母分居之后，我妈妈、弟弟和我搬到了兰奇利路。我们的别墅非常酷：客厅墙壁是天蓝色的，上头还有白云点缀；屋里摆了一架钢琴，我妈妈收藏的唱片堆满了整整一面墙。整间屋子给人的感觉非常友好舒适。鲍伊常常带着老婆安琪和儿子祖依来拜访。70 年代的独特之处由此可以见一斑：鲍伊带着老婆孩子来情人家做客聊天居然都不足为奇。那会儿我妈妈跟鲍伊一起练一种超凡冥想法，他们会一起在卧室里的神龛面前念念有词。

一旦我跟大卫熟络之后，我便接纳了他的存在，因为他既聪明又搞笑，而且才华出众。与他在台下接触多了反而能让我更好地领略他在台上的风采。1975 年，我跟妈妈一块去洛杉矶论坛体育馆看他的演唱会。与之前的多次经历一样，他进入角色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便把我迷住了，整场演出简直都是对表演艺术的完美诠释。这位我认识的艺人身上具备的熟悉元素全都被夸张到了极致，他将摇滚明星这一概念精简至其本质：成为摇滚明星，就是找到你本质与愿景之间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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