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语言学的一只脚是生理，另一只脚是社会，这是您的观点。复旦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呼应了 " 生理 "，而 " 社会 " 即文化人类学，您和这个领域的学者互动多吗？

王士元：不算多，但我很早就喜欢做田野工作。我一直对于声调感兴趣，尤其汉语的声调是一种特色，这是欧美的语言所不具备的。加州离墨西哥很近，在伯克利教书时，有人告诉我，墨西哥有种语言也有声调，还很特别。不同于汉语固定的声调，他们有的音节若具备某个声调，就会让该音节后的下一个音节都要提高半音，我觉得这不是说话，而是唱歌了。我花了好几个星期跑到那个地方去研究语言，还录了音。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我很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语音。在南开大学，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石锋，他很熟悉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虽然当时我在伯克利工作，但一有机会就来内地，跟着石锋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然而，每次都要飞越太平洋，这实在是太累了。1997 年，香港回归，这让我非常兴奋，心想要不就搬到香港来吧。回来后，我继续跟着北大的、南开的团队去做田野工作。我很关注生理上的语言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也希望知道，语言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一个人的精力无法把这些兼顾着做，但我一直在强调，做语言研究，这两方面都不能忽略。

文汇：做了那么多次田野调查，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经历？

王士元：我有很多记忆，这时脑子里想到的是在云南的一次夜行。怒江和澜沧江中间隔了一座很高的山，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一定要翻越那座山。某日我们开车赶路，半夜两三点经过时，发现那条泥路上有几块大石头堵着，走不通了。有个同伴知道这是强盗故意设的圈套，待行人下车搬石头，他们就下山来抢东西。当时我们有两部车，车上的人加起来有十几个。那个勇敢的同伴就走到石头前，站在车的灯光下，大声喊道，" 干嘛把石头放在这里？我们要把石头推开？" 几分钟后，没有动静，我们就一起下车清理路障，然后继续赶路。类似的危险并不常见，但艰苦的条件是一种常态。做田野工作，并不是把车开到某个地方，住酒店，舒舒服服地做事，而是要学会睡露天，没有厕所，自己找地方解决。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难忘。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种语言叫东干语，很像中国话，不知道是什么来源。我很想去听听看，认识一下那里的人。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要去的话一定要有签证。申请签证时，问我去苏联干嘛，我一开始很天真，就把自己的想法照实说了出来。签证官听了一脸疑惑：" 我们苏联只讲俄语。" 被拒签后，我又尝试了几次，最后不得不自称游客，表示想去看看伟大的苏联。签证到手了，但是管得很严，一个导游一直跟着我，而且每天的行程都由他们决定。一路参观下来，终于到了东干语地区。一日，我发现远远走来一个人，长得很像汉人。我马上用俄语打招呼，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对方摇摇头，说自己是东干人。我跟他说，我对东干语非常感兴趣，他很客气，答应带我去他的村子。机会难得，我就跟导游摊了牌，无论如何不会再跟着走了。在那个村子，我住了好几天，还参加了一场当地人的婚礼。导游回去告状，说我不合作，但后来也没有追究我。

文汇：您在演讲时把香港话作为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字，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发音出现了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短期内的语言变化？

王士元：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 150 年，很多内地人来香港，近些年又有菲律宾、印尼的人来打工。香港的语言越多、越杂，香港话就变得越快，和广州话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呢？香港有人站出来批评年轻人，说他们连自己的话都不会讲，舌头怎么那么懒？还把这种现象叫做 "lazy tongue"。我觉得这样的言论不太公平，没人能够阻止语言的变化，我们应当让它自然地演化。

文汇：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彼岸，不停演化的语言进入了成熟稳定的状态，于是不再发生任何变化？

王士元：我一开始教语言学时，经常给们提一个假设性问题。比如有 500 对夫妇，把他们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不让其他人登岛，没有别的语言干扰。100 年后，这些夫妇的语言还是原来的样子吗？这个实验没有人做过，太不人道，但有些线索可以从生活经验中找到。在任何一个家庭，祖父、父亲与儿子三代的语言不会完全一样。欧洲有学者在上世纪初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去了深山里的一个村子，把每个家庭的成员怎么说话都记录下来，一代一代分析，然后发现彼此都有差异。 有差异就意味着变化，我认为只要有人在说，语言就会一直演化下去。

文汇：尤其是这些年，某种语言消失或是濒临消失的新闻总是会引起关注，作为语言学家，您是什么态度？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进行必要的抢救、保存？

王士元：我的态度是应当想办法让濒危语言保存下来，但不是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父母们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孩子掌握一门主流语言，更利于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的发展，这种优势是本族语言无法替代的。但我们可以呼吁当地的政府、学校、教育部门、无线电台，鼓励他们多推出一些由本族语言制作的节目或者文化产品，给族人们尤其是孩子自然接触和自愿学习的机会。

文汇：语言研究一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您比较侧重于哪一种？

王士元：我现在关注老化问题，属于微观。当然我觉得这三个方面要兼顾，从微观的变化到中观的差异，再从中观的差异，一步一步进行推论，是否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知道原始语言是什么样子。目前来说，我们距离那一步还差得很远。

选择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开展研究，这跟研究者的爱好有关。有一种人从小就喜欢养猫、养狗、养兔子，自然会对人的认知和动物的认知产生兴趣——两者为什么会有差异，有什么样的差异？语言是建立在认知上的，这些动物在认知上究竟缺了什么所以没有语言？另外一种人的爱好是翻书，为什么杜甫的诗里有这种词？为什么他的句法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为什么那个时候讲求押韵？几百年、几千年的变化是看得到的，我们知道如何去解释。还有一种人非常喜欢小孩，新生儿出来后一句话都不会说，躺在那里牙牙学语。他们发出的声音和将来说话有没有关系？这样的声音是否是说话的基础？如果是，最先学会的是什么词？在所有的语言里，小孩最先学的词是否都差不多，像是 " 爸爸 " 和 " 妈妈 "？传统的研究是分析人的语言习得，我在另一头，研究语言和认知是如何消失的。

文汇：您一直在研究中国语言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您是否熟悉？

王士元：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但是非常有兴趣。我念研究院的时候，经常钻在图书馆里，偶然间看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写的一本关于《诗经》的书。三千年前的《诗经》到底讲些什么，那时的社会与现在又有什么不同？我渐渐上了瘾，看不懂就请教别人，翻翻参考书。几年前，我写了本小书，Love and War in Ancient China —— Voices from the Shijing（《古代中国的爱与战：来自诗经的声音》），因为是自己的爱好，就很想写出来。文字、音韵、训诂是中国人的传统学问，不应该丢掉，中国语言学比较吃亏的一点是，我们的眼里只有汉语。几千年来，出现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有些跟汉语很近，有些很远。如果我们要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

文汇：在香港，各种语言交汇，语言学研究开展得怎样？

王士元：目前只有两个语言学系，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在香港大学。在别的学校，语言学是跟现代语言、中文合在一起办学，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叫中文及双语学系。在我看来，语言学在香港并不特别突出，但因为有很多国际的接触，它的发展机会比内地多一些。但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很早有了国际影响，在某些方面领先一点，将来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是内地唱主角，这也是我的一个希望。内地的人力资源那么强，有成千上万的聪明年轻人。如果我们回顾语言学近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 19 世纪的主要阵地在欧洲，20 世纪转到美国，那么进入 21 世纪，发展最好的或许就是中国。

文汇：谈谈您创办的《中国语言学报》吧。

王士元：这是一份以中国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刊物。当时我在伯克利，琢磨着应该有这样一份学报，就去找了院长。他给了我几千美金，算是办报的经费。从 1973 年创立开始，很多权威的语言学家为学报工作过，担任编辑、副主编，比如李方桂先生，但他们都是无偿劳动，没有报酬。后来学报从伯克利搬到香港，打包、托运了几十个箱子，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位专职员工负责，只有她是拿薪水的。起步早，又站得高，《中国语言学报》一直受到同行的认可，影响很大。

文汇：在伯克利时，您和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的交往多吗？

王士元：我到伯克利后，经常会见到赵先生，去他家里吃饭。他们家住在山上，好几层的那种楼。有一次，我要用洗手间，但是找不到开关。在摸黑的时候听到角落里似乎有动静，开灯后一看，原来是两条大鱼在浴缸里游得正欢。赵太太很会做饭，家里来客人了，她就去洗手间抓鱼，这是很有趣的事。

我和赵先生经常在一起谈语言学，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注重跨学科，对逻辑、物理都下过工夫，写过一本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语言跟符号系统》），写得蛮好的。后来退休了，他和赵太太需要有人照顾，我的廖秋忠就在赵家住了几年。伯克利过了桥就是旧金山，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中国馆子，每过几个礼拜，我就会开车带赵先生赵太太去下馆子。至于李方桂先生，我们见过几次面，但不是很熟悉。有人说，赵先生是 " 汉语研究之父 "，李先生是 " 非汉语研究之父 "，我觉得这两位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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