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书写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学如何被后世 " 历史化 " 的问题。这种 " 历史化 " 的依据往往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写作者的个人思想与话语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真相缓缓沉入记忆之海的浪底，退回时光隧道的原始尽头，而难以被后人琢磨与研究。在另一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模式趋同者越来越多，若非借助更加新潮的理论，传统的研究思维难以更新。这些都构成了日后文学史写作的难度与困境。

但是，当代文学学科毕竟是存在的，还有很多问题都值得去探讨，文学史著作依然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坊间。因之，" 重写文学史 " 将会无限出现下去。" 重写文学史 "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已被八十年代一些文学史家 " 抢占 "，但这种行为模式自古就有，日后依然会有，只是换个名称使用罢了。

在我看来，文学史被无限 " 重写化 " 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通过这种 " 重写 " 得到一种学术上的 " 释然 "。不难想象，在我们重写前人历史的同时，也将被历史铭刻下我们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行为生成的必备环节。遥观前人，钱理群先生曾在贵州山区教书，又进入北大读书、任教，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之上做出的学术研究自然是与纯粹的学院派不同的。钱先生身上那股郁热与峻切的气质，与鲁迅先生正好相仿。由此，他做出的的鲁迅研究自然独有格局，终成大家。在历史的悠悠长河中，我们终究不过是一粒沙石，或可随波逐流，亦可迎流而上，搏浪其间。倘若文学史的叙事不只依托枯燥理论语繁琐史料，而加入了个人人生阅历体验，是否会让文学史有了另一种读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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