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西方媒体有大量关于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新闻。但我们也看到许多正面的例子。比如，腾讯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华为每年获得的专利授权量比苹果公司和思科公司还要多。为了验证这些创新的例子是普遍情况还是个案，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数据分析。

创新的产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如专利、商业秘密、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等，也可能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例如文化。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由于专利数据较为系统，我们主要关注专利的增长。

中国的专利数量从 1995 年起呈现了爆炸式增长。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 1995 年的 83,045 件火箭般地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230 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 19%（表 1 第 1 列）。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于 2011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2016 年来自中国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为 4.32 万件，较前一年激增 45％，仅次于美国的 5.6 万件和日本的 4.52 万件。

中国专利为何呈现爆炸性增长？是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批评的，这种井喷式增长是由于中国专利授权标准低（进而质量低）造成的？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不是合理的解释。衡量专利授权率的一项指标是 t 年专利授权数量与 t-1 年专利申请数量之比。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近些年的专利授权率为 30-40%，基本上处于各国的中间水平，高于印度和巴西（约 20%），但低于美国和韩国（约 50-60%）。因此，相对于其它国家，中国的专利授权率并不是高得离谱（图 2）。

图 2 金砖国家、韩国和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率

注：授权率的定义是 t 年的授权量与 t-1 年的申请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事实上，中国的专利不仅数量增长快，质量增长也很快。有几个方面的证据：一是从专利结构看，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的占比从 1995 年的 8%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18%（表 1）。2005 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比超过 20%，而 2014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7%。这说明 2005 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获得的专利数量在 1995 年至 2014 年期间年均增长达到 30%（表 1 最后一列），超过在中国获得专利数量的增长率。以审查严格的美国专利商标局为例，中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 1995 年的 62 件增长到 2014 年的 7236 件。前一阶段（1995-2005）的年均增长率是 21%，后一阶段（2005-2014）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 38%。在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中，只有印度达到了类似的增长速度（表 2）。

表 2 若干国家的企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的专利授权量

三是在控制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后，在专利数量上中国企业的表现比其它国家在类似的收入水平阶段要好。四是从各国授权的专利被外国专利引用的次数看，经过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的调整，中国企业相对于其它国家的企业表现依然突出。事实上，中国授权的发明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 1995-2005 年期间年均增长 34%，而在 2005-2014 年期间更是加速至 49%。

总体上讲，不仅是中国专利数量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而且一系列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专利的质量随时间推移也呈现出实质性的稳步上升趋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市场规模扩大和工资上涨是中国专利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面临更大规模的市场，企业更容易收回研发成本，因此更有动力增加研发。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数据表明，出口企业确实比非出口企业更加创新。其它国家关税的降低（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也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作用。2004 年以后，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超过 10%。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过了所谓的 " 刘易斯拐点 "，这意味着依靠廉价工人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都增加了，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占比从 1998 年的 55% 上升至 66%。持续上升的劳工成本可能诱导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更多创新以替代愈发昂贵的劳动力。

创新领域的资源错配

中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相比，在创新方面差距仍然很大。在 2015 年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日本和美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没有一家企业上榜。更加系统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面临很大差距。虽然人口有很大差距，日本、德国和韩国的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仍然比中国企业多两倍以上（表 2）。一部分差距反映了发展阶段的不同。但另一部分差距可能是由创新资源的错配导致的。

在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国企数量占比快速下降。但是，多数留下的国企规模都变大了，而且这些企业多位于上游产业或战略性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私企低。国企一方面能获取更多政府资源，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有研究表明国企获得了更多的信贷支持、但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低于私企。

许多发达国家政府也会对研发企业进行补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发补贴这项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在于补贴与企业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匹配。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的研发补贴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但国企获得了与经济效率不匹配的补贴，创新领域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5-2007 年的数据，整体而言，企业每投入千万研发资金，私企和三资企业分别产生 6.5 个和 7.6 个专利，而国企则只产生 2.2 个专利。控制企业规模后，我们也看到外企和私企的研发投资回报比国企更高（图 3）。但是相比于外企和私企，国企获得了更多补贴（相对于销售额）。这说明研发补贴与企业的研发效率不匹配。

图 3 不同类型和大小企业的每百万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数量

注：将企业根据销售额规模分为十个区间，在每个区间企业再按照所有权类型分类。国有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占比超过 50% 的企业，外资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小于 50%、外商和港澳台股权大于 10% 的企业；其他企业定义为私有企业。

从理论上讲，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应该追求创新，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应该模仿。用这个理论框架与台湾的数据对比，有学者发现中国一些低生产率企业在研发投资上投入过多，一些高生产率企业研发投资反而不足。基于他们的测算，如果能够减少研发投入错配，中国工业企业在 2001-2007 年间的生产率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总而言之，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时，政府应补贴，但不应该因企业所有者类型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研发补贴更加公平，更加与企业经济效率匹配，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的创新产出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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