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聂树斌案追责： 聂树斌案：司法进步在追责中才能真正彰显

今天上午，朋友圈被聂树斌改判无罪的消息屏，" 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会来临 "，朴素的正义观念在朋友圈涌动。

聂树斌案已成观察中国司法版图的一个标志性视角，漫长平反道路上，媒体、法学界、司法界围绕聂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长久的吁请。从 21 年前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到如今改判聂树斌无罪，似乎意味着聂树斌案的漫长平反道路终于可以划上句号。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改判无罪还并不意味着司法正义的真正实现，比起无罪宣告，我们更期待的是，如何能够追究具体责任人的错案司法责任。某种意义上，冤假错案的真正困局就在于错案追究，以聂树斌案为例，如果不是惧怕错案追究，早在十年前王书金提出的上诉理由，恐怕已足够使河北司法当局重审聂树斌案并还之清白。

聂树斌的生命永远停留在 21 岁，其家庭在此后同样经历了黑暗的 21 年，承受了漫长的痛苦和煎熬。而近乎每个冤屈而死的子女身后，都有一位在申诉路上咬牙坚持的母亲。呼格吉勒图目不识丁的母亲坚信总有一天包青天会出现；聂树斌母亲誓要还儿子清白：" 就算等不到那一天，我儿子能得到清白，我在阴间也高兴。" 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含冤而死的儿子的坟前嚎啕大哭，任谁都会随之流泪。

虽然说迟来的正义总归仍是正义，但来临的代价倘若太大，不免让人感到更加辛酸和沉痛！

纵观近些年较为 " 出名 " 的蒙冤错案，几乎所有蒙冤者或其家属都提出了申诉，但基本上没有一起案件是司法机关因为当事人的申诉而主动启动救济程序。赵作海的沉冤得雪是靠着被害人的复活，呼格吉勒图的平反则是靠着真凶赵志红的落网，聂树斌案同样如此。

依据我国最新的刑事诉讼法条例，我国目前纠错机制的主体只能是检察院和法院。人往往都有一种这样的本性，查别人错容易，纠自己错难，司法体系亦然。自侦自察再来自我纠错，这需要着巨大的倒逼性压力，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面子问题，更是关乎到事后的担责问题。

一个冤假错案并不仅仅只是牵涉到一个部门，一旦付之大印，办案人员、审批人员、检察院、法院，再审的检察院、法院相关人员都负有相应责任，涉及的司法部门是大范围，大覆盖的。就聂树斌案来讲，即便早在 2005 年启动复查程序，到现在改判无罪也已经过去十余年，期间一度湮灭无闻，直到 2014 年底，最高法院指令聂树斌案异地复查，才再度出现转机，由此可见平反之艰。

依此，纠正冤假错案，不仅仅要靠有关部门的自觉，更要靠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如果案件与相关部门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 " 人情瓜葛 "，再审时仍然不能够维持公正，这就需要建立异地再审制度，彻底斩断可能存在的 " 关系网络 "。河北政法委原书记张越落马时，就有媒体披露，张越曾干预聂树斌案，甚至指挥聂案 " 真凶 " 翻供。那么，我们有理由合理推测，聂树斌案平反的艰难恐怕与公权力的干涉脱不了关系。

在最高法改判聂树斌无罪后，河北高院也在微博上向聂树斌家属致歉。遗憾的是，道歉言语基本是冠冕的官话、套话，并不能感受到河北高院的认错诚意。比起赔偿，公众更关注的是对错案责任人员的追责。彻底公正的追责不仅关乎司法正义，更是对聂家誓死还儿子清白的交代。

纠正冤案的代价总比查清案情更高，这也更加凸显追责对司法正义全面实现的重要性。冤假错案的平反民间舆论力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追责方面往往没有想象的那样富有力量，即便舆论推动了诸如浙江叔侄强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冤案的平反，事后对相关人员的追责也如同 " 罚酒三杯 "，更有人称之为 " 犯了国法，给了家规 "，呼格父母当时面对追责结果时表示，这样的追责结果，有比没有更残忍。因此，聂树斌被改判无罪尚且不能称之为法治的胜利，相较无罪宣示，我们更加期待后续的追责结果，司法的进步在追责中才能真正彰显。

呼格吉勒图被宣判无罪后，其新墓的墓志铭由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所撰：" 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宜而弃法治与公正。" 或许，每一起冤假错案发生后，我们都有必要来重温江平先生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