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中山海外： 重走孙中山海外革命路

——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英国探访伦敦"蒙难纪念室"

本报记者桂涛发自伦敦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波特兰大街49号。这里是伦敦的核心区域，附近就是来英国旅游的中国人喜欢"血拼"的两条购物大道——牛津街和摄政街，终日熙熙攘攘。

今天，不少人对120年前发生在这座五层建筑里那件惊心动魄的往事已不熟悉——当年，孙中山先生曾在伦敦被清政府官员诱捕，并关押在这座建筑的三楼，整整十二天与世隔绝。

诱捕与囚禁

使馆是一座外形古朴美观的英式建筑，原建于1785年，现在是英国二级保护文物。虽然原楼经拆除重建，但建筑外立面仍按原貌恢复。如今，位于三楼的那间囚室已被专设为"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室内陈列有孙中山蒙难纪念铜像和设法解救孙中山的康德黎纪念铜像。墙壁上还挂着国民元老、同盟会筹建人之一胡汉民题"使馆中总理蒙难所居室"诗札、民国时期驻英公使郭泰祺书《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胡耀邦书"孙中山先生蒙难室"匾等重要文物，庄严肃穆。

本报记者进来时第一感觉是压抑，它比想象中小得多，大概只有几平米，唯一的窗户上安装了黑色的铁条栅栏。到访那天正是英国典型的阴雨天，屋内打开吊灯，还是略显昏暗。

时光穿梭回到120年前。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政府悬赏通缉。他于次年9月30日从纽约乘船抵利物浦后换乘火车来到伦敦。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准备去探望他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上午10点半左右，当孙中山从寓所走到波特兰大街附近的德文郡街时，早已在此视、等候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廷铿故意上前与孙中山搭讪。

在孙中山后来写成的《伦敦蒙难记》中，他这样回忆：当时邓廷铿"鬼鬼祟祟地从后面走过来"，用英语问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并用广东方言和他谈话。

当他们边谈边走拐到了波特兰大街，迎面又"巧遇"另一个同乡，邓廷铿热情地请孙中山和这个"同乡"一同到邓家"吃茶"。孙中山见都是同乡，并没有怀疑，又推辞不下，就与他们同行。来到波特兰大街49号时，大门突然打开，孙中山被两人"一边一个夹着以半开玩笑半执意、又似朋友一般地强行推了进去"。

被挟入公使馆的孙中山被带到三楼的一间屋子，他注意到"屋子的窗户上有栅栏"。一位满头白发、"神态颇为高傲"的英国老绅士走进来开始审问他，并告诉他："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你现在是在中国。"

当孙中山询问自己被捕的原因时，老绅士回答，因为他为了改革曾给北京总理衙门呈上一份请愿书，并要求呈递皇上，"现在总理衙门需要你，所以扣留你在这里，直到皇上令下我们即照旨办理。"孙中山后来才知道，这个老绅士是清廷驻英公使馆英籍参赞马卡尼。

孙中山被关押在囚禁室时，门上挂着两把锁，门外还有两名守卫，有时加到三人。当时的公使龚照瑷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不惜花重金租用了一艘两千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秘密运送回国内。

被囚禁时，孙中山曾多次试图自救。他一次又一次写纸条，包上一个或揉成一个纸团扔向窗外的魏玛斯街，希望行人能够捡起，送交给康德黎，然而因为囚禁室距大街较远，这些纸条大多都被扫进了垃圾箱。

在多次自救失败后，孙中山觉得自己完全是"将死的人了"，他在《伦敦蒙难记》中写道："我完全绝望了，唯一能做的只有祷告上帝以求得些许的安慰。"不过，孙中山并没有如他所写彻底放弃，"我偶尔得到一点纸片，就写了我的困境投于窗外"。

艰难的营救

经过反复努力，他最后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取得了他俩的同情。他请求霍维夫人秘函康德黎，通知他自己已被囚禁，又请柯尔向康德黎投送求援名片。康德黎在接到孙中山的名片后，当即展开营救。他和孙中山的另一位英国友人多次到伦敦警方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政府进行干涉，并且还到公使馆要求放人，均无结果。但在康德黎的再三要求下，英国警方同意派警员与他们雇佣的私家侦探一起视清公使馆，以防孙中山被偷运出公使馆。

康德黎随后向《泰晤士报》求救，但该报经请示英国外交部，决定不予刊登孙被拘捕的消息。10月22日一早，康德黎拿着孙中山写的便条向伦敦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认为该指控理由不充分，未予受理。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伦敦各报记者随即进行采访，次日均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英国各界强烈反应。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绑架"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向清公使馆提出交涉。当年10月23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向清公使馆发出照会，要求公使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当日下午，孙中山终于获释，走出了囚禁他十二天的斗室。就在孙中山获释的第二天，公使馆收到了北京清政府的通知，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孙中山押送回国。

获释后，孙中山一直在伦敦居留至1897年，并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产和经济等书籍。在大英博物馆的数月间，他虽然始终受到清公使馆人员的视，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这里的书籍却使他大开眼界。经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也更趋完整和成熟。

孙中山先生后来在他的《孙文学说》里写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越南帆行街22号的痕迹

·本报记者乐艳娜发自河内

走近帆行街，空气中会飘来浓厚的中味，因为与它紧邻的懒翁街，大大小小有十几家中铺子。帆行街与懒翁街属于河内古街，也叫三十六行街，这里是古时河内商品集散地，基本每条街都以主要售卖的东西为名，因此，帆行街就是贩卖船帆的街道。

帆行街22号，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前往越南时在河内居住的地方。那是他在越南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约有一年时间，还在同一条街开了一家茶铺。当年孙中山在这里居住时设立的广东会馆，现在已经改成了一家幼儿园。

来此地探访的人曾拍摄过一张墙壁上有石碑的照片，写着"孙中山曾经于此居住"之意的中文。本报记者拿着这张照片询问幼儿园的门卫，他摇头说没有。记者又说"广东"，他点头称广东会馆是在这里，但拒绝了记者进去探访的要求，并将大门锁了起来。从外看过去，只能看到白雪公主的雕像以及许多儿童游艺设备，至于后院中是否还存有广东会馆的遗迹则不得而知。

革命活动的有力策应地

孙中山第一次到越南，是在1900年的6月。他从香港出发，经西贡港进入越南，大概停留了两个多星期。那时，在先进革命思想的感召下，不少华侨成为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如在西贡堤岸开豆芽店"黄祥记"的黄景南——他不仅对孙中山的演讲每次必到，还资助孙中山和胡汉民在自己店中食宿。

1902年12月13日，孙中山受到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的邀请再次到达河内，此次访越的目的是进行革命工作。

孙中山在此期间花大量时间与部分华侨会面和接触，宣传、争取革命力量。"在河内的时候我认识了黄隆生、甄吉廷、甄璧、杨寿平、曾际等华商，他们日后成为朋友。他们对钦廉、河口起义给予很大帮助。"他在自传中如是写道。当年在南部堤岸活动时，他常常歇宿在黄景南的豆芽店中。有一次，他被法国侦探跟踪，入店后无法躲避，黄景南急中生智，将他藏在豆芽桶中，才化险为夷。

除此之外，他还在这一期间成立了在越南华侨中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分会，以黄隆生在河内经营服装的隆生公司为临时会所，对外则用"致公堂"的名义相号召，成员发展到四五十人。

五年后，也就是1907年的春天，孙中山在最后一次越南行时将河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会址设在陈兴道66号。记者前往这里时，发现这里已经完全没有同盟会的任何痕迹，新盖起的餐厅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门口尚有一株鸡蛋花树独自生长。

由于中越毗邻，山水相连，使得越南成为孙中山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力策应地。他在海防设立了同盟会分会，以河内、海防为中心在越北地区组织力量，在中越边境共发起了四次起义，失利后则退回越南境内，图谋再起，或潜回国内，或把起义同志转送南洋。

根据史料记载，这几次起义都是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无论是从性质上还是作用上都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预演。其中最重要的是镇南关之役。

当时，活动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的游击首领黄明堂接受孙中山指挥，成为凭祥地区一支反清的骨干队伍。1907年12月1日，黄明堂率军冒险攀绝壁潜抵镇南关背后，突然向关上右辅山炮台猛攻。翌日清晨，关上镇南、镇北、镇中三炮台皆入革命军手中。在河内得知此消息的孙中山十分高兴，带领胡汉民、黄兴等革命人乘火车到达镇南关，到炮台犒赏起义队伍，并在炮台指挥。他不仅在阵地为伤员包扎，还亲自开炮轰击清军。

后来，由于清兵不断增援，革命军武器弹补给困难，起义士兵经过7昼夜血战，弹尽粮绝，不得不撤离，镇南关起义宣告失败。

1908年春，越南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孙中山出境，他随后前往新加坡、美国和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孙中山思想获传承

孙中山虽然离开了越南，但他的信仰却在越南传承了下去。这种传承不仅体现在继续战斗的华侨身上，还体现在越南本土的革命者身上。

越南史学家陈辉燎曾写道，"十月革命通过中国给越南带来了巨大影响，与越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形成、成长同时，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在越南爱国人士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5年，越南国民前身南同书社在河内成立，出版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多个译本，其中就有《中华革命首领——孙中山的生平和学说》一书。书中序言写道，"我们编撰这本书是因为怀有一种崇拜英雄的心。英雄的灵魂未死，英雄的事业犹存，把英雄介绍给人们，让人们知道‘这样的英雄！英雄就是这样！’"

越南花花胡志明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也曾翻译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向革命追随者散发。他在书中写道，"三民主义很适合越南"。1945年8月，越南成立新政权，胡志明即把"独立—自由—幸福"三个概念制定为新越南的纲领，认为这正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三大原则，也是越南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而在1948年6月发表的《爱国竞赛号召书》中，他还号召全民开展爱国竞赛，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他说这就是大革命家孙中山已经提出的"三民主义"。

可惜的是，孙中山在越南留下的大部分遗迹如今都已经无处可寻，仅在胡志明市第七郡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当年革命时代奔走、转移、呐喊的喧嚣，似乎都随着时间被雨打风吹去。

而当我们在供奉一切神的高台教位于越南西宁省的圣殿中，看到手捧一只会发光砚台的孙中山与法国文豪雨果、越南诗人阮秉谦一起，成为"中山真人"时，也许会别有一番滋味。

马来西亚他创立的报纸仍在运营

·本报记者刘彤发自槟城

在拥有大量英式殖民地建筑的马来西亚槟城，位于打铜仔街120号的临街两层小楼是19世纪商贾民居的典范。一层作店铺，二层作民居，走进屋内，烫金雕花槅扇和华丽的地板映入眼帘，屋内摆设着古朴的家具，槅扇后面是隐秘的天井小花园和传统的娘惹厨房，仿佛走入另一个世界。

1905年前后，已经被满清和日本政府逼到走投无路的孙中山第一次来到槟城。到1911年，他先后五次踏足槟城，还在1910年将同盟会南洋总机关迁至这里。其中，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的"庇能（槟城的音译）会议"策划了1911年3月29日的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而历经沧桑的打铜仔街120号，正好见证了当年海外华侨为革命慷慨解囊的历史——这里的华人被孙中山感召，不仅出钱出力支持革命，还资助他的家人在此生活。

槟城史迹里的革命故事中马合拍片——讲述孙中山槟城岁月的电影《夜·明》就是在槟城取的景，影片中有孙中山声泪俱下陈词的一幕，他表示，"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顿，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只要我们抓住良机重振精神，革命之胜利指日可待。"

除了打铜仔街120号，还有"中路65号""椰脚街22号""柑仔园94号"——如果没有事前做功课，慕名而来槟城的游客很少能说出这些建筑的共同点，直到2010年槟城古迹信托会将包含上述房屋在内的18处地点制成"槟城孙中山史迹巡礼"导览路线，游客们方知晓这里曾留下过伟人的足迹，承载过一段厚重的历史。

今天走在槟城的街道上，已经很难感受到当年的气息，但稍留意的话还是能找寻到革命风起云涌的痕迹。据槟城古迹信托会大大、孙中山史迹巡礼设计人林玉裳介绍，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槟城活动的地点大都在民族聚居区，房屋也都设有暗门、后门等逃亡通道，方便被人追踪时及时转移。就像打铜仔街120号呈长条形，纵深不到40米，但仍设计了一个后门通向另一条街。

根据林玉裳的研究，中路65号曾为小兰亭俱乐部，1905年孙中山首次到访槟城就在此做演讲，提出"满清不去，中国必亡"的道理；柑仔园94号为孙中山追随者、后来成为同盟会槟城分会副会长的黄金庆的私邸，后为槟城阅书报社创社地址，该报社被同盟会用于宣传革命理念；椰脚街22号现为槟城州华人大会堂，前身是1881年成立的平章公馆，孙中山和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曾在此公开演讲；槟岛现在的旅游景点旧关仔角和丹绒武雅海滨两地，还曾是当年革命营救戴季陶的地方。

此外，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营华文报纸之一《光华日报》，也于1910年12月2日在打铜仔街120号创刊，目前仍在运营。《光华日报》总编辑王平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光华日报》名字取"光复华夏"之意，孙中山先生当年创立该报，意在号召海外华人团结一致，对抗并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当年的《光华日报》很好地诠释了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今天我们仍在为先生的理念而奋斗，为华人社团的利益而奋斗，"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黄花岗起义中英勇捐躯的七十二烈士中，有13名来自星（新加坡）马（马来西亚）各地的烈士，其中有4名来自槟城。

孙中山曾称"华侨为革命之母"，而谈起当年的革命，今天的槟城人仍感慨良多。

在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看来，孙中山与槟城的渊源拉近了今天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除了中国游客的到来，中国公司也与槟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带来了改变，百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也要学习孙中山投身革命的精神，这样才能改变，"林冠英在10月的一场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如此表示。

而林玉裳还提到了孙中山及其支持者创办的许多华文学校。她说，"很多著名的华文学校如钟灵中学、槟华女子中小学、丽泽学校等，都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形成了延续中华文化的一股强大力量。"

今天孙中山在马来西亚的影响不止限于槟城，当年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足迹曾遍布马来西亚各地。根据《光华日报》记者刘钊伊所著《孙中山在马新》一书的归纳，追随孙中山的仁人志士中，有的如刘静山在柔佛捐资助学，启迪民智；有的如邓泽如在森美兰，毁家纾难成为革命的"提款机"；有的如杜楠在吉隆坡，不仅自己协助孙中山，还带动儿孙一起追随革命事业；有的如郑螺生在怡保多次为革命起义筹募军饷；还有的如在霹雳做矿工的温生才，被革命感召，单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被捕后壮烈牺牲……

槟城州华人大会堂大大许廷炎认为，孙中山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对马来西亚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全马各地成立报社，启迪民智，鼓励华侨团结，华社民风打开，自此带来蓬勃新气象，我等后代子孙有今日的成就，孙中山先生功不可没，"他说。

而今天，中国纪念孙中山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在槟城的纪念大会上，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表示，纪念孙中山就是缅怀他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同时肯定海外侨胞对中国民主革命、社会进步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他还说，今天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不仅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理念和经验，更是对孙中山精神最生动的诠释。

孙中山与日本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沈红辉严蕾发自横滨、神户

横滨避难港里点亮希望之光

山下町53号

穿过横滨中华街大红的门牌坊，一家家仿中国古建筑风格的餐馆依次排开。在外卖窗口，摆放着小笼包、烧麦等各色热气腾腾的中国小吃点心，令人食欲大开。超市里，货柜上满是瓜子、凤爪等在日本难觅的中国土特产。走在中华街，中国气息扑面而来。

从中华街主街区往西北方向步行约300米，便来到一个经常见诸辛亥革命历史书的地址——横滨市中山区山下町53号。在这里，一名叫冯镜如的华侨100多年前经营着一家叫"文经"的文具店。当年正是在此，孙中山创建了兴中会首个海外分会——横滨分会。

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失利。11月，他率领陈少白、郑士良，剪掉辫子，换上西装，搭乘日本商船"广岛轮"亡命横滨。

史料如此记载当时的场景：三人在谭有发陪同下上了车。车子在横滨街头转了几个弯，便到了山下町53号文经文具店。冯镜如老板已在会客厅等候他们。三人和一众华侨就国内国际形势无所不谈，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天晚上，经孙中山提议，众人在文经店二楼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

孙中山当晚还移住到此。

山下町53号，是孙中山辛亥征途中的一处重要避难港，为陷入低谷的革命延续了希望之火。

如今，经重新编号，山下町53号成了山下町281号，上面伫立着一栋通体玻璃外墙的8层大楼，是日本最大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横滨分社所在地。

记者到访时已快晚上8时，但大楼门前仍川流不息，楼内灯火通明，一片忙碌的景象。大楼透出的灯光，不知能否勾起人们回忆起10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劫后余生的孙中山在此与华侨彻夜共商救国图存大计的场景？

"临时居所"难觅印记

如果说孙中山第一次来横滨只是做了短暂停留，那么他第二次来横滨时，无疑将横滨作为了重要革命根据地。

1897年8月，孙中山第二次来到横滨，至1903年9月离日。在此期间，他在横滨居留6年，结识了众多日本友人，开始和日本政要犬养毅、宫崎滔天等人往来，并扩大了在中国留日中的影响力，壮大革命力量。

在横滨期间，孙中山先住在革命同仁陈少白家中，后搬至华侨温炳臣家。如今，这两处孙中山的"临时居所"也已荡然无存。

陈少白家旧址是山下町119号，如今变身成了停车场和变电设施。路灯昏黄，停车场空空荡荡，难觅一丝当年的印记。

温炳臣家旧址紧挨着陈少白家，是山下町121号。温家后来将老宅转手日本人。如今，山下町121号上建有一栋二层土黄色小楼。外墙干净整洁，门前几丛绿植清新简约，是一栋典型的日式独栋住宅。

记者到访时，大门紧闭，房子未亮灯，想必主人外出未归。据当地华侨向记者介绍，温家老宅后又几经易手，如今房子的主人姓"井上"，是一户很寻常的日本人家。

革命事迹广流传

时光流逝，孙中山在横滨的足迹似乎已被抹去，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100多年后，其革命事迹在横滨华侨界仍广为流传。

为迎接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横滨华侨自发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记者到访时，中华街同发新馆正在举办"孙文－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图片展，讲述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孙中山孙女孙穗芳还特意为图片展寄予"博爱"和"天下为公"两幅题词。

"横滨的华侨都很敬重孙中山先生"，此次图片展组织方人员、横滨华侨张雅龄对记者说，听说要举办展览缅怀中山先生后，华侨们出钱出力，有人争当志愿者，有人捐来经费。张雅龄是第三代华侨，祖父是浙江宁波鄞县人。140多年前，她祖父远渡重洋，落脚横滨打拼，靠着出色的裁缝手艺让家族在异国日本扎根了下来。

"当年，我们的祖辈虽身在海外，但仍心怀故土。他们为中山先生出资、牵线搭桥，可以说是和中山先生一起闹革命的。中山先生在横滨非常活跃。横滨对孙中山而言是很有缘的地方。"张雅龄说。

张雅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道日本人，已不大会中文，但提起孙中山，眼神中仍充满敬佩。

"横滨对孙中山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地，孙中山在日居住9年，居住横滨6年多，孙中山和横滨关系最深，其许多大计划、大思想，均在横滨决定或完成。"旅居横滨的日本孙文研究会长陈福坡对记者说。

神户"忠告日本"演讲地纪念碑仍在

"孙文纪念馆"的历史和现在横滨向西约500公里，是日本关西兵库县首府神户市。在神户市西部垂水区舞子公园，有一座孙文纪念馆，这也是日本唯一一座孙中山纪念馆。

孙文纪念馆紧挨海边，是一栋淡绿色三层楼阁，屋顶为八角形，不过因其外观看似六角，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六角堂"。

纪念馆原叫"移情阁"，是浙江宁波慈溪籍华侨实业家吴锦堂私人别墅"松海别墅"内的一处阁楼。上世纪80年代，神户华侨总会将"移情阁"捐赠给兵库县。经过翻修后，孙文纪念馆于1984年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二层和三层对外开放，主要分为三块常设展区，分别是"孙文的生涯"、"日本和孙中山神户和孙中山"和"吴锦堂生平"。正值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馆还设有"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特别展"。

记者到访时，时值正午。爬上纪念馆二楼，向窗外望去，天蓝云白，濑户内海碧波荡漾，几艘渡轮点缀在海面上，风景如画。

时光回退至1913年3月14日正午，映入孙中山眼帘的，或许也是如此壮美的海景。当天，吴锦堂和一众神户华侨在松海别墅设下午宴，款待以铁道部长之国宾身份来日考察的孙中山。

陈列在纪念馆的一张合影照中，孙中山当天一身西装，和吴锦堂等人坐于松海别墅前，品味着人生中难得的荣耀时刻。

然而，就在这场午宴约一周后，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孙中山紧急从日本打道回府。不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但归于失败，遭到当时的中国政府追捕。

8月9日，当孙中山又一次踏上神户这片土地时，已是亡命之身。在神户藏身约1周后，一名叫三上丰夷的日本人派船护送孙中山前往东京。

在孙中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一些日本人对其予以了鼎力支持。除家喻户晓的宫崎滔天、梅屋庄吉外，三上丰夷也是其中一位。他当年在神户经营海运业，长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纪念馆展示有三上1911年12月30日从神户发给黄兴的一份电报，告知其日本当局对中国银行的意见。当时，黄兴正在筹建中国银行，三上为此在日本当局和孙中山之间穿针引线，奔走出力。

纪念馆内，还展示有三上后人捐献的两件遗物，一件是据称是孙中山爱用的红釉金丝茶碗，另一件是中方授予其的勋章，足见两人关系相当密切。

"日本民间向孙中山了各种形式的援助，孙中山在日本获得了不少支持者。在此意义上，日本是孙中山非常重要的革命基地。"孙文纪念馆研究员村田省一在介绍三上的事迹时对记者说。

他同时指出，当然，在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怀有政治、经济利益动机的"，应区别看待。村田认为，"孙中山希望日本当局全力支持中国的革命，但日本当局的态度显然未如期所愿发展"，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日本当局主要考虑和袁世凯政府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关系，官方对孙中山的援助很有限。

"大亚洲主义演讲"

毋庸置疑，孙中山对日本怀有复杂的感情，有一份感激，但更多的可能是失望、无奈甚至愤怒。而随着日本加快侵华脚步，孙中山晚年对日本抱有的，无疑更多的是一份警觉。

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来日，并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前途的文化，是为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们日本人去详审慎择！"

在纪念馆介绍演讲的展示区，这段孙中山90多年前的殷切呼吁被用红框标注出来，读起来仍令人振聋发聩。

次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这份演讲，成了孙中山对日本的"临终嘱托"。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后来显然无视了孙中山的忠告，走上了一条"霸道鹰犬"的不归路。

神户高等女学校旧址上，如今耸立着兵库县政府大楼。一块题为"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演讲会之地"的纪念碑孤独地嵌在县政府大楼一号馆北门的台阶上。

记者走访发现，纪念碑虽然设在那儿，但连兵库县政府人士也不知晓其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所说的王道，如今应如何看待？如何将至运用到当下的中日关系中？都是值得思考的。"村田说，考虑中日关系时，不妨可以回顾一下这份演讲，"或许能找到不错的答案。"

新加坡功不可没晚晴园

·本报记者包雪琳发自新加坡

新加坡马里士他路旁的大人路12号，坐落着一座"凸"字形的两层楼建筑，优雅地隐没在周围的高楼大厦和热带绿茵之中。这里原是南洋富商张永福供奉其母安享晚年的别墅，后转赠"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这里也因此成为新加坡一处珍贵的国家级古迹——"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据考证，孙中山至少9次到访新加坡，其中4次入住晚晴园。一代伟人孙中山曾经在这里策划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震撼世界。

晚晴园里筹起义

经过多次重修的晚晴园，依然保留着过去的建筑风格。走进大门，一条长长的通道伸向小楼，沿途植有多种热带树木。小路旁的石碑上刻着"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背面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院子，一座孙中山塑像端坐于小楼前，目光温和，神态沉静而又刚毅。平日里，花木扶疏的晚晴园很幽静，今年11月5日晚，这里变得热闹起来。

由晚晴园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名为"天涯共此时：武昌首义与南洋回响"特展在这里拉开帷幕，吸引了逾百名公众到场参观。走进晚晴园的展区，珍藏的老照片把时光带回19世纪末、20世纪初。

那时，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先后来到新加坡，进而引发人们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对新马一带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据《新加坡华人通史》记载，孙中山1900年首次来到新加坡，为同康有为见面共商合作。但双方第一次接触以误会收场，各自走在救国的并行线上。5年后，孙中山通过《图南日报》获知张永福、陈楚楠等人与他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为了庆祝1905年新年，该报印赠日历牌，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革命题词。那一年7月初，孙中山便在从欧洲前往日本的途中到新加坡与革命同仁接洽。张永福等见到孙中山后，对孙中山的风度与辩才留下深刻印象，更倾心于接受他的领导。于是，决定将晚晴园借出，作为新加坡革命活动的总部。

就这样，晚晴园开始进入到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去。它不仅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栖身之处，也是1900年至1910年间南洋一带支持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大本营。有人曾评价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晴园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在辛亥革命成功前的10次起义中，有3次是在晚晴园内筹划的。

孙中山第一次下榻晚晴园是在1906年2月16日。当时，中国同盟会已于数月前在日本东京成立，这一次孙中山入住晚晴园三四天后，就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时，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盟书即是在晚晴园的楼上商议起草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他自己先起立，举起右手，以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张永福后来在他的回忆录《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写道。

孙中山还在这里策划了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7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及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在策划革命的同时，张永福、陈楚楠等人也创办《中兴日报》，通过报纸、书报社、戏剧表演和公开演讲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晚晴园见证了历史，也把新加坡和全球华人连接在一起。"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此次特展开幕仪式上如是说。他还特别提到，当年孙中山先生四处筹集经费支持革命活动时所提出的"博爱"理念激励了很多人。

重温历史，激励未来

新加坡历史学者认为，孙中山来新加坡除宣传革命思想、四处筹款外，从逻辑上推测应该会去由乡人筹组的中山会馆（特殊原因除外）。位于新加坡牛车水一带恭锡路20号的中山会馆始创于1821年，起初称"香公司"，1937年中国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为"中山会馆"。11月6日，这里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通过讲座详细介绍了孙中山与新加坡的渊源。

"现在还没发现有关孙中山曾到访中山会馆的文献与文字记录。不过，由于孙中山到南洋曾多次使用假名入境，所以他到新加坡应该不止九次。"柯林木说。此外，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也于10月30日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会。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一生；是全心全意，致力于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的一生；是海纳百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创民族复兴大业的一生。"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在纪念会上说，今天重温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更能体会到他始终不渝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

孙中山在新加坡的革命足迹也是中新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和历史财富。新中友协第一副会长黄锦西在纪念会上表示，新加坡华人积极投入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这两件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中，令他感到自豪。今后的日子，也需要发扬共同奋斗、团结合作的精神，为两地人民争取更加美好的生活。

历经百年风雨，当年晚晴园里见证孙中山先生革命身影的"烈士树"，如今已长成合抱之木。志士不愁生短暂，壮意留与待来人。

美国他当年栽植的木棉如今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郭爽发自洛杉矶、夏威夷

"中国人在我心中有个特殊的地方，这正是因为孙逸仙，我们对中国心向往之，我们很高兴，这里流传着那段历史。"11月8日，美国西岸洛杉矶附近的南珀萨迪那市安利安他教堂的管理人员朱迪思·阿朗索告诉本报记者。在她身后，孙中山在100多年前亲手栽植的枫树和木棉，如今正枝繁叶茂。

这座教堂于今年7月30日首次向华人开放，展现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在洛杉矶留下的足迹——当年，孙中山到洛杉矶为革命筹款时就借住在这里，它原本是富商布斯（CharlesBeachBoothe）的家，1947年布斯家族将房屋，后来改建成为现在的教堂。

从檀香山（今为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唐人街街口、到加州洛杉矶的老教堂、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天下为公"、"自由平等"和"世界大同"等字样，就像穿越时光的声音，讲述着后来星火燎原的故事。

求学檀香山

檀香山地处太平洋的中心，是孙中山人生转折的关键之地——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沐浴，萌生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为追寻他的足迹，本报记者专门前往夏威夷进行探访。

时间回到1879年6月，13岁的孙中山乘船首次来到夏威夷。资料照片显示，他当时身着马褂长衫，头顶瓜皮帽，一条长辫垂在身后。

1882年7月，约拉尼学校在檀香山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毕业典礼。《太平洋商业广告日报》在当天关于此事的报道中写道，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为毕业生孙中山颁发了英文语法奖。"当时这名在3年前还不懂英文的少年已开始身着西服，变了装束。"约拉尼学校拓展及筹募处负责人简·海默丁格尔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从马褂到西服，从中文到英语，并非孙中山在短短3年时间内最为重要的改变。在自传中，孙中山曾用"志远大、性慕新奇"描述自己当时的思想状态。海默丁格尔说，在约拉尼读书的3年时间是少年孙中山民主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除学习英语、数学等必修科目外，孙中山先生还接触到大量关于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约拉尼学校档案馆馆员罗斯玛丽·潘科女士向记者展示了一份1932年的《纽约太阳报》。孙中山在约拉尼的好友钟工宇在报上说："孙先生在约拉尼读书时，经常表示对清政府的不满。一天晚上，他突然问道，为什么清帝可以妄称天子，而视百姓为蚁虫？"年幼的孙中山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推翻帝制，实现民主共和。

此后，孙中山7次踏上这片土地，并从这里走向辛亥革命。这里最早带给孙中山先生民主和科学思想，最先成为他实践革命的土壤。时隔多年，钟工宇的后代在学校草坪上竖起孙中山纪念像。海默丁格尔说，孩子们几乎每天都会将自己采摘或制作的花环挂在雕像上面。"他(孙中山)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我们都觉得他很‘酷’。"正在雕像旁阅读、玩耍的11岁韦罗妮卡·舍伊对记者说。

约拉尼学校年鉴显示，孙中山入学时注册的名字为"帝象"。从约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转入后来更名为普纳霍学校的瓦胡学院继续读书。孙中山曾就读的两层教学楼于1852年建成，至今仍在使用。

普纳霍学校外联处负责人卡琳·塔尼对记者说，尽管在普纳霍的学习时间很短，但孙中山却形成了影响其一生的价值观，并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日后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后来为革命了巨大资助。当时，孙中山的言行举止已十分西化，哥哥孙眉发现其思想受西方影响日益加深，很是紧张。于是，在普纳霍学习了两个学期后，孙中山被送回中国。

回国后，孙中山屡屡碰壁，他逐渐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并将名字改为"日新"，广东话谐音"逸仙"。此后，孙中山在海外一直使用逸仙这个名字，英文为"SunYat-sen"，这也是大多数美国人至今所熟悉的名字。

成立兴中会

19世纪80年代，后来被推选为檀香山兴中会副大大的何宽从中国来到檀香山，并与孙中山成为朋友。何宽的曾孙何罗素曾向新华社记者展示过一张珍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正是其曾祖父何宽在檀香山的老房子。

正是在这所老宅中，24名侨胞于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当时，孙中山等20多人在爱玛巷何宽家召开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记者到爱玛巷寻迹，当年会议遗址荡然无存，只有一幢新大楼矗立在那里。

此后孙中山先生曾数次来到美国，足迹遍及旧金山、檀香山、纽约、威廉斯堡等地，在当地华侨华人中开展革命活动，继续发展兴中会会员。为举行反清起义，孙中山组织华侨接受军事训练，同时也在夏威夷各界积极募捐筹饷。据史料记载，华侨华人是当年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海外革命运动的核心骨干。但他们时常受到晚清政府的威胁迫害，不少人为革命流血牺牲。

在所有西方国家中，美国是孙中山了解最多的国家——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为他领导的革命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没有成千上万牺牲生命和捐赠金钱的美国华侨华人，就不会有孙中山和他革命的成功。"孙中山先生的第四代长孙孙国雄在洛杉矶对记者说。

致力寻找孙中山海外文物的收藏家

·本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坐落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布朗宫殿酒店有着上百年的悠久历史。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曾在此登记入住。如今，孙中山当年下榻的房间已被改为酒店的会议室。而会议室墙壁上，还嵌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以及"天下为公"四个中文字。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这段历史作为孙中山海外革命活动中的一个微小"插曲"，鲜有国人为此探究。直到一天，布朗宫殿酒店来了一位收藏家——美国华人文学专栏作家、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

在布朗宫殿酒店，招思虹获得酒店经理"特许"进入文献室，从而获得了记录孙中山亲笔签名的登记册。她继而又奔赴丹佛市图书馆，从数百盒微缩胶卷中寻找到了《丹佛日报》1911年10月的相关报道，再添了一件存封百年的孙中山文献。

很多人称招思虹为"文物挖掘机"。十多年来，她孜孜不倦地从事海外文物、文献的收集工作，并源源不断地将其捐赠回国。其中，大多数文物文献都与孙中山以及华侨抗战相关。

"我想，纪念孙中山先生不能像喊口号一样。他的革命足迹、他的革命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激励着海外华侨。"日前，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招思虹说起她的孙中山情缘，"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民族复兴。透过我和团队搜集的文物文献可以看出，海外华侨实践‘民族复兴’的脚步也一直没有停。"

为了收集文物，招思虹在旧金山创立了"涵芬楼外楼"，收藏流落在外的珍稀中国文献古籍。而她2006年写就的有关华人移民悲喜的著作《金山之路》为她汇集了一群侨胞读者——他们也成为招思虹海外"寻宝"的主力军。

这些年来，招思虹向国内捐赠了包括孙中山先生早年对参加、支持革命活动的华侨同胞的委任状、旌义状、信函；孙中山写给美国旧金山华侨的书信；1924年录制的《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演讲唱片等珍贵文物。在她的电脑里，还储存了大量旧金山华侨捐赠给中国各博物馆的抗战文献和照片：一张张抗日捐款收据、一张张唐人街抗日演出海报、抗日救国公债券……在招思虹看来，旧金山华侨的抗战活动正是海外华人华侨的一个缩影，对应着孙中山在1924年5月30日对全体中国人的号召："大家要醒一醒！醒一醒！"，"今天中国的安危，存亡，全在我们中国的国民"……

"为什么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抗战历程，都离不开侨胞们的支持。"招思虹介绍了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前三个月收到同盟会旧金山分会捐款后写的一封感谢信，信上写道："占南仁兄（同盟会旧金山会长郑占南——编注）大鉴，七月初三来函已得读，付款一千五百元亦已收妥，感甚……"

招思虹说："这封信，读来让人犹进如走进时光隧道，仿佛看到当年的同盟会会员和华工节衣缩食，凝聚一分一毫支持孙中山为推翻前年帝制实施民族复兴的画面。"

今年6月，招思虹将《金山之路》读者团队和"涵芬楼外楼"征集收藏的有关孙中山的文献汇集成册。在序言中，招思虹表示，自己希望"透过文物说历史"，让人们看到孙中山百年前如何为革命奔走，进而"一起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

"对于侨胞来讲，实践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就是要在实践中担当忧国忧民的‘匹夫’。"招思虹表示。

招思虹还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去世一个月后的1925年4月12日，部分在美中国人悼念孙中山先生大会的情景。只见百余人并立一长排，有人负责演奏哀乐；男女老幼胸配白花，表情肃穆。另一张是1945年6月3日，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在旧金山拜祭孙中山先生铜像。

"他开启了振兴中华的艰难路程。"招思虹说，在临近今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美国纽约、旧金山、檀香山、洛杉矶等四地已经同时开启了纪念活动。

事实上，从北美到南美，从亚洲到欧洲，各国侨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对此，招思虹有感而发地说："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们海外华侨更希望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尽心力，期盼祖国早日统一，同谋中华振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