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爱加国际几个月后，陆晓琳又一次移植成功。但没过多久，她在吃饭时自然流产，愿望再度落空。

又过了几个月，她第三次怀孕，并且度过了三个月保胎期。与前两次失败时不同，这一次她在怀孕前提前见到了客户。在中介安排下，双方在一辆白色别克车上见面，客户坐前，陆晓琳坐后。对方戴着眼镜口罩，长脸，一米八以上的瘦高个，说自己是天津人，但不愿透露年龄和职业。客户问了她几句基本信息，不超过五分钟，就敲定了这单交易。

陆晓琳怀孕期间，客户常常带着营养品来公寓探望她，嘱咐她好好小白脸身体。看着肚子一天天隆起，过往两年多的阴郁情绪也好转起来。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独来独往，开始主动与其他代妈聊天，期待孩子的诞生。

苏建军和李爱加夫妇对我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采访时愿意谈及爱加国际在从事代孕业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好多报道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我觉得有必要正面地去说一下。"苏建军说。他反复强调做代孕中介是件"为福"的事，例如"拯救了很多失独家庭"。"很多失独夫妇年龄大了，丧失生育能力了，不做代孕还能有什么办法？真正是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愿意开口的原因在于，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起了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调查，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政策松动的可能。苏建军的助手向我展示一个手机网页："这是一家媒体今早做的民意调查，大部分人是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会考虑的。"

然而，情形未必会顺着李苏夫妇期望的方向发展。我到武汉采访朱姓中介的两天前，全武汉的代孕中介都遭遇了一场风波——上午十点半，一条记者暗访武汉四家代孕中介的新闻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时长近十分钟，随后每小时滚动播放一次。中午一点，卫生部门开始行动，查抄了多家中介。

几家被查的中介在中介微信群里提醒其他人：兄弟们，今年查的有点早，收拾东西，赶紧撤。有人在群里发送了一段办公室遭遇查抄后的视频："***的，把老子的好东西全给搬走了。"

朱幸运地逃过了抄查，接到群里消息后清空了办公室，将存有客户信息的电脑和相关文件搬回了家里。出乎我意料的是，风波过去仅仅两天，他却仍然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他对此解释道，查抄并不会对生意造成实质影响，类似的事每年都有，只不过今年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早一些。对中介们而言，短期内只需将移植手术转移到外地进行，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切照旧。

"其实调查曝光也未必是坏事，反倒是一种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还有代孕这条路可走。"他笑着说。

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门合理正当的生意，是我接触到的代孕中介的普遍心态。即便是对代孕心灰意冷的米姐，也认为自己当年从事的是件"特别干净的事情"："很多人老说是这行暴利，中介太黑心。可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对吧？谁也没逼谁掏钱。客户得了孩子，代妈赚了钱，各方都受益。赚钱怎么了，什么生意不赚钱？有人乱搞不等于事情本身不对。"

眼下，李苏夫妇正沉浸在代孕合法化之后引领行业风潮的畅想中。接受我采访不久后，李爱加又登上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舞台，宣讲她的"爱心孕育"理念。她将爱加国际类比于滴滴出行，要"先做出高度，再谋求支持"："你不要老等着国家给你政策，对不对？它可能想给，但它暂时还没法给，那你就自认为它已经给你了就行了。"

乐于谈论代孕正面意义的中介们，并不会主动谈及那些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却常常遭遇风险意外的代妈们。例如陆晓琳。她在爱加国际第三次怀孕的结局是，怀胎八个月后再次流产。如今，她已结婚一年有余，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却一直没有结果。

陆晓琳心里清楚，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做代孕是为了赚钱生子，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流产，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晓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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