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 长在红色中国的老外们：为摆脱“美帝”身份积极闹革命，称为中

▲ 1967 年，北京，阳和平与父母弟妹一家五口合影。

" 我先介绍一下，主要的中外来宾，伊莎白 · 柯鲁克女士，她今年 102 岁。"

2017 年 1 月，中国农历新年前夕，一场特殊的聚会在北京某高档酒店内举行，前来的是一群操着地道中国话的 " 老外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普通的 " 中国通 "，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 " 洋孩子 "。

" 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一代，解放前就有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四零后、五零后、六零后，咱们一块唱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吧！"

柯马凯长着一头棕色的卷发，头顶见光。在他的倡议下，在场的人们共同高歌：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

柯马凯 1951 年出生于北京，祖籍英国，父亲柯鲁克和母亲伊莎白 1947 年来到中国。他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马凯兄弟三人，从小就在 " 北外 " 大院里长大。

" 我们这栋南楼，这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一栋公寓楼，那原来都是筒子楼，大家早晨起来，就端着脸盆、洗漱用具，跑到那儿排队牙洗脸。早晚三顿都吃食堂，不花钱，也没有钱，衣裳都是统一供给的，我们全都穿的一样。"

还有春节，他记得深。" 就那儿 "，他指着公寓楼前头的一块空地，" 以前老师就站那儿，前面放着一堆炮仗，小孩就搁那儿排队，排一大溜儿，真好玩。"

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流行，大批 " 左派 " 青年不满本国的政治制度，纷纷来到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革命，他们中很多人从此留在这里。1949 年后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 国际友人 " 和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孩子。

在马凯的童年记忆里，大人们一周上六天班，没人管的孩子们就聚在一起跳皮筋，弹玻璃球、" 打仗攻城 "、" 抓特务 "。

" 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大教室里头，玩一种特别好玩的打仗游戏。人分两拨，用课桌做掩护，皮筋儿套在手上，用纸屑叠一种小，然后这么一绷。我两波人分头藏，这头一波，那头一波，然后互相打。"

那个时候，他和伙伴们知道怎么通过翻铁丝网去小河边，跑到那个玉米地里掰棒子。有一回，他偷摘了西红柿，被妈妈发现了。

" 她就让我去找那个社员赔礼道歉，哎呀我当时觉得特别尴尬，不过还是去了。"

那时，他出门从来不锁门，疯玩半天回家推门一看，屋里头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个邻居带着孩子，见到他就说：" 哎呀哪去了你，等你等了半天了。"

五岁以前，马凯都不会说英文，虽然成长在异国他乡，但小时候的马凯，却并没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身边有不少跟他一样的 " 洋孩子 "。

今年 65 岁的阳和平同样出生在中国，父亲阳早原是美国农民，1946 年他卖掉了自家农场的三十头奶牛来到中国，阳和平和弟弟妹妹从小随父母在西安的农场里长大。

" 我是娃娃头，带农场孩子们玩捉迷藏，我们叫抓特务。几个人装成特务藏起来，然后大伙都追，哎呀，玩得特痛快。"

童年的游戏在孩子们眼里活像电影《地道战》，阳和平的家旁边有个自留地，他有次心血来潮在这挖一个坑，这挖一个坑，竟然把地下打通了。

" 哎呀，从这儿下去，那钻出来，心里好自豪。等到我爸爸下班回来一看，我就挨了一顿揍。"

与 " 北外 " 大院里的洋孩子不同，那个时候整个西安都看不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阳和平从小就经常被嘲笑为 " 大鼻子 "，为此他也没少和小伙伴们打架。

▲ 1958 年，在陕西的草滩农场，6 岁的阳和平与父亲、弟弟、妹妹的合影。

" 我小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个外国人长得真丑啊，他说她真替建平的妈妈伤心，说一个丑孩子还可以忍受，俩丑，好丑啊。"

有一次母亲带阳和平到城里看病，人们好像看见了外星人，全都围上来看他们母子俩，最后把街都堵死了。但让阳和平奇怪的是，围观的人面无表情，直勾勾地看，好像在看自己究竟是真人还是个假人。

对于自己的美国面孔，阳和平从小就感到自卑，他也很抵触父母教他英语。

6 岁时，阳和平来到北外，住了一年，他也因此和柯马凯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凯 10 岁那年暑假，还去了趟西安，就住在阳和平家里。两人一起骑自行车，一块疯玩儿，跑到渭河边上的大沙滩，从高处往下跳水。

实际上，两家人的渊源由来已久。马凯的父母在晋察冀边区做土改调查期间就曾与阳和平的父母和舅舅韩丁相识。1945 年，韩丁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他见到了，并为其个人魅力所折服，之后便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1948 年，在晋察冀边区小村庄十里店，阳早为韩丁和柯鲁克夫妇拍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上，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时候的他们不会想到，在这片令他们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并不轻松。

▲ 1948 年，在晋察冀边区小村庄十里店，阳早为韩丁和柯鲁克夫妇拍下了这张合影

▲两家渊源已久

" 当我第一次去十里店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个坐的地方，人们就坐在门口吃饭。" 马凯的母亲伊莎白今年 102 岁，她在中国已经度过了近九十年的时光。

1915 年，伊莎白出生于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是传教士，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也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伊莎白认识了自己日后的爱人，大卫 · 柯鲁克。

▲大卫 · 柯鲁克

30 年代，大卫 · 柯鲁克受座左翼思潮影响，加入了英国围巾，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大卫又加入了西班牙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战，负伤。

" 父亲去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治病，在那认识了白求恩，白求恩他们那个圈子里头的人在传阅一些书籍，比如《西行漫记》。" 柯马凯说。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围巾和工农红军，他的《西行漫记》一经出版，引发世界轰动，人们第一次知道在遥远的中国，还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支队伍。西方许多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青年，也因此纷纷来到中国 " 朝圣 "，柯马凯的父亲大卫 · 柯鲁克正是这股红色大潮中的一员。

1938 年，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成都，他与 23 岁的伊莎白相识，并很快爱上了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女孩，他们谈恋爱期间，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暴力到底可不可行。

▲（左）伊莎白

" 我父亲终于说服了她，就说有些事不采取暴力的话，就解决不了受压迫，受欺凌的问题。他总说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这些故事。"

在大卫的影响下，年轻的伊莎白也逐渐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1 年，伊莎白跟随大卫回英国参军，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临行前，两人还特意去了大卫无数次提起的泸定桥，并在那里订立婚约。" 二战 " 结束后后，1947 年，已经完婚的夫妻俩，回到伊莎白的 " 故乡 "，他们发现，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改变了。

" 胜利在望，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嘛，他们非常兴奋，你想，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打江山，守江山，构建一个新的社会。" 柯马凯说。

1948 年，应邀请，柯鲁克夫妇决定投身教育，为革命局势大好即将建国的中国围巾培养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阳和平的母亲寒春也放弃了在美国的大好前途，奔赴中国。

寒春是美国核物理专家，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与杨振宁、李政道为同窗好友，她曾参与美国第一颗原成功试爆的 " 曼哈顿 " 计划，但不久，看到自己参与研制的原，在日本广岛长椅爆炸后的惨状，年轻的寒春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寒春

" 战争最教育人，战争也是最残酷的，你逃不开，你必须有选择。我爸爸一直写信跟她讲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说你什么时候研究核物理都可以。但现在不到中国来，就错过末班车了 "。信中也饱含对妻子的思念。

1948 年，在当时还是 " 追求者 " 的阳早的感召下，寒春最终决定前往中国。第二年，他与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

1952 年，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怀孕 7 个月的寒春作为美国人民代表参会。在会上，她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寒春作为美国人民代表参加世界人民和平会议

会后，宋庆龄问她，" 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 寒春说，" 还没起呢。"

" 那就叫和平吧。" 宋庆龄说。

来到中国后，寒春不再从事自己的核物理研究，而是与 " 卖了三十头牛来到中国 " 的丈夫阳早一起在延安养牛，1949 年后，夫妻俩拒绝了去首都北京的邀请，依然留在陕西养牛，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阳早在延安时期

▲延安农场，阳早带着孩子与当地农民在一起

上世纪 50 年代，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 " 老大哥 "，苏联派驻大批专家来到中国援建。在 " 冷战 " 的大格局下，在华的国际友人，也被分为了两大阵营。柯马凯的父母等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专家，不仅工资仅有苏联专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领域，也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很多单位对苏联专家言听计从，加之，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高涨，来自美国的专家和他们的孩子，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阳和平舅舅韩丁选择回了美国。

" 我们都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然后我的同学就在我的面前，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好像我是美帝国主义似的，总是觉得一个美国人，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黑影，是一个不光彩的东西。"

阳和平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他时常困惑，自己在中国，生于斯长于斯，怎么就成了万恶的 " 美帝 " 呢？

1960 年，中苏交恶，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离，此时，马凯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好了，父母的工资，一下子翻了几番，每月两人工资高达 360 块钱，他们也被获准自由进入友谊宾馆，享受这里的美食、游泳馆和电影院。每周，马凯都骑车到友谊宾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聚会。

" 亚非拉人，特别是拉丁美洲人，特别活泼，有的时候把音响拿到这儿来播放一些音乐，跳舞的跳舞，周末，来一个野炊，把家里炖的芸豆拿到这边。"

然而这些洋孩子们眼中快乐富足的生活，在他们的父母看来，却并不那么美好。1960 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对于像马凯的父母，这些抱着共产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的欧美 " 左派 " 青年们来说，享受的高工资和福利，正是他们最反对的特权化。

▲ 1962 年，10 岁的阳和平为姥姥使用的冲水马桶挑水。

1963 年，中国开始四清运动，直接要求对外要做到家喻户晓，对内要做到内外有别，绝对不允许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情况。此时，一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的阳早和寒春发现，他们被边缘了。

1966 年，在北京方面的极力邀请下，阳和平的父母最终极不情愿的离开了西安农场，举家迁往北京，夫妻俩被安排了相对轻松的译校工作，还给他们配了汽车，但俩人坚决不坐，汽车只能在他们身边空驶，而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各处穿梭。到了北京，他们被安排在新侨饭店，比友谊宾馆还高级。这里被他们形容为 " 金色的贫民窟 "，物质上是金的，但是精神上就是贫民窟，与外界隔离。

此时阳早、寒春并不知道，几个月后，一场风暴即将袭来。

虽然在北京的工资待遇优厚，但夫妻俩发现，他们成天只能待在饭店房间里，出入须有专车随行，孩子们也不能去公园玩，寒春 9 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对任何外国东西都憎恨。

阳和平知道，自己的父母要是贪图享受，他们根本不会来中国的。

后来，夫妻俩再也按耐不住，他们联合另外两个美国人给外专局写了一封批判外国专家特权的信，他们想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搞特殊化。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外专局的造反派贴成了大字报，一传十，十传百。事情很快传到了，毛大大亲自做了批示，指明外国专家和其子女，凡自愿要和中国人完全一样的，不许两样。

" 这下把他们解放了，他们高兴死了。"

阳和平说，中国历史上，老百姓能督领导，这是老百姓民主督的的一个重要显示。" 至于老百姓意见不一样，打派仗，那都是后话了。"

▲ 1967 年，在北京三里屯，15 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

1968 年，包括柯马凯的父母在内的多名外国专家们被捕入狱，在华的外国专家们人人自危。社会秩序混乱开始显现，大中小学纷纷停课，知识青年开始 " 上山下乡 "，作为 " 洋二代 "，17 岁的柯马凯被特殊照顾，留在北京，进了一家木材厂当工人。当时，阳和平甚至主动提出要上山下乡，但是遭到拒绝。

在这样的乱局之下，一些在华革命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提出要离开中国，这其中就包括抗战期间就来到中国支援革命的德国医生米勒，他们对文化革命全部否定的。此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干预之下，对在华外国专家的抓捕才没有进一步扩大，阳和平的父母幸免于难。阳和平曾听母亲表达过自己的内疚，柯鲁克夫妇被抓时，一向心直口快的寒春，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也没敢为他们挺身而出。

1972 年，马凯的母亲伊莎白被释放回家，不久被关押五年之久的父亲大卫柯鲁克也回家了，1973 年 3 月 8 日，21 岁的柯马凯陪同父亲一起受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茶话会，当时在坐的有周总理、江青等。

" 周总理说，需要向蒙冤的家庭道歉，但江青一句话也没说。"

然而马凯发现，他身边的这些外国专家，包括自己的父亲，对于自己长达数年的关押、迫害，没有太多怨言，有人甚至表示，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恩来要我去坐牢，我也心甘情愿。

▲ 1979 年，27 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

大卫 · 柯鲁克也说，" 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1973 年，柯马凯兄弟三人和阳和平，回到了各自父母的故乡，柯马凯的学业并未荒废，回到英国后他进入大学深造，并选择了寒春早年从事的物理专业。他们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发现美国社会人们的思维完全不一样，一切都很不一样。唯一让他们觉得舒服的是，没人再围观他们了。

" 我们和大家都一样，不是再一个突出的、需要解释的什么东西。"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让他们对于自己出生，长大的整个地方感到有些陌生。1990 年代，柯马凯和阳和平先后回到了中国，与毕其一生终此的父母们一起继续探索，感受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阳和平，2012 年整整 60 岁，他出生在中国，老年回中国定居。

▲晚年的阳早寒春夫妇

回忆之前 58 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 1976 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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