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通胀、资产泡沫，为城市居民带来不安全感，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已经追不上物价的涨幅，甚至就业也因经济转型而变得不稳定，再加上社会也面临同样的转型阵痛，不平等扩大，污染问题严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焦虑感上升，担心随时在现有的社会地位中滑落。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是一种自然的伴生物，韩国、台湾等社会在转型期都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或者社会运动，这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以及对公平社会追求的反应。而且，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内心缺乏价值之锚，容易产生外部与内心相互强化的作用。如果政府没有努力通过改革给予人们一个美好的方向，这种不安会加倍释放。

未来会更加美好吗？或许。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没有谁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即使在美国，多数美国人一直认为儿子收入好过父亲理所应当，但 2014 年只有 41％的 30 岁美国男性比他父亲挣得多。美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滑落，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现象，并再次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

理论上，中国应该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用他们的消费支撑制造业与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依靠投资拉动与信用扩张的模式刺激经济，只会让中产阶层消费力不断降低，而寄生于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不可持续。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发展模式。

但是，当中国像日本转型期一样，希望在平衡与协调中实现转型目标时，意味着会继续采取刺激性政策扩大需求，以维持 " 稳定 "，这会继续纵容和巩固旧的发展模式。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强硬的手段对抗通胀，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资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但现在利益阶层可以阻碍甚至绑架改革。

在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的要求。这可能意味着楼市泡沫不会被刺破，而是维持 " 不涨不跌 " 的平衡，以免金融遭受冲击。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经济增量来消化资产泡沫，增量可能依然来自信用扩张与通胀，导致工资上涨但购买力缩水的现象，人们会日益窘困。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中产阶层消费力不断下降的事实，中国经济转型到依靠内需循环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越来越大，财富鸿沟可能会日益加深。而这个趋势，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